轉載|UGC削資,你我都唔知?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文:余真

大學文件工作越來越多,聘用越來越零散,每個部門都工作得喘不過氣來,大學整體氣氛緊張,各級矛盾增加,到底罪魁禍首是誰,問題出在哪裏?員工總會前任會長吳曉真Emily隨家庭旅居海外,卻未有忘記大學的憂患,最近在《明報》連續撰文兩篇,指出這些問題的源頭在教資會(UGC)的撥款政策和操控。

我們在大學工作一般見到的是大學資源愈見充裕,Emily卻直指教資會自2004年起沒有停止過削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原因是UGC削減的是核心撥款(block grant),增加的資源卻在各式各樣林林總總的專款專用項目(earmarked grant),即我們常說的project-based是也。這些項目資助期短,直接影響聘約零散化,兼且令大學難作長遠和全盤的規劃。UGC又透過競逐和表現掛鈎的賞罰機制迫使八大互相競爭。

Emily的文章提供了以下數據:

  • 2003/04年八大撥款佔政府開支6%,至今數字下跌至4.2%–4.5%(已包括各式project-based funding)
  • 2003/04年八大經常性撥款(recurrent grant)為115億,至2016/17年增加至190億,但扣除通脹後實際增長為28%,而此期間因三改四,單本科生學生人數就已增加三成。
  • 最明顯的是學生成本單位(unit cost):2003/04年UGC平均每個學生資助21萬,2016/17年是26萬,扣除累積通脹,資助只及2003/04年的87%。(大家可能會記得,三改四下,新增一年的撥款只是原有撥款的65%。)

收入來源零碎化、賞罰/競爭機制和其他教資會「素質管理」QC制度,已在大學造成許多惡果。文章進一步審視UGC的組成,質疑到底UGC有何資格作這種種監察和操控: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磨擦……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Emily最後在文章提出:

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做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賬,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每天面對教資會惡果的我們實在同意不過。不知八大管理層是否願意與我們攜手爭取,為仿佛走火入魔的教資會懸崖勒馬? Emily兩篇文章資料翔實,分析仔細。想深入了解UGC撥款機制如何影響我們的大學教育與工作,請讀全文。

〈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 bit.ly/2KPrDby。(讀全文須為《明報》電子報訂戶,或登入圖書館Wisenews。)
〈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bit.ly/2Kws3ms


下圖由Emily為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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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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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中大有多少兼職教學人員?大學每年公佈的資料只有全職教學人員數字,沒有兼職。[ 1] 我們先後透過立法會議員向教資會及教育局索取數據,可惜數字似乎並不全面。[ 2] 這為數不少的兼職教師到底面對什麼困難?有些可能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

困難一:看似時薪高,收入其實不穩

中大的兼職講師時薪分4 級,由$690至$1,505不等,視乎資歷與課程而定,譬如MA課程會高些。然而一般年輕講師剛入職大概只拿最低時薪,因此一科3課時的課約$27,000。若要維持每月3萬元收入,每學期便要教6科,暑假也要有書教才行。而且還真要有那麼多課可兼。問一下同行就知道,一學期6科,根本超出常人所限。太多課兼顧不了,太少又不夠生活,兼職同事在教學外往往還要靠其他工作收入,生活疲於奔命。

困難二:到處兼課,科目年年不同

收入要夠生活,便要在不同部門、院校兼課,而且因為代課,缺什麼就得教什麼,科目各個學期不同,辛辛苦苦備好的課,可能只教一學期。於是時時在備新課,內容與經驗都無法累積,直接影響教學質素。

困難三:很遲通知,備課倉卒

有些選修科或自資課程,要收生夠才能開,常常是開學前才能確定;有些兼課空缺也非常臨時,沒有足夠時間備課,直接影響教學。

困難四:今日唔知聽日事

兼課逐科計,即使半年合約,還是不停要為下一學期張羅,年年如是,永恆在找工作,無法做長遠打算。教育局教學生要做好生涯規劃,這些唸了博士的社會精英,畢業後只能當臨時工、斜扛人,30出頭入行,往後30年該如何規劃?

困難五:零福利,零保障

兼職同事除了薪酬和強積金,不享任何福利,醫療開支可以是沉重負擔。

困難六:教學平台與輔助工具各院校大不同

各院校的行政與教學系統越趨電子化,電子教學平台各個不同,收功課與登分系統也不一樣,兼職老師變相要花幾倍時間熟習與適應。

困難七:教學支援少,行政安排不周延

兼職教師往往要一腳踢,教學、行政、IT、聯絡學生一手包辦。往往學期開始合約才生效,一切事前準備工作如借書備課、安排參考用書等都無法做,或要輾轉勞煩學部同事幫忙,非常不方便。開學初期圖書證、電子戶口、影印戶口都沒有;學期末又要在短時間內改好功課與考卷並交分,有同事試過未交分便合約到期,不能登入電子系統使用VeriGuide改功課,也登不了分。

困難八:沒有辦公桌,休息吃飯也沒地方

有些部門甚至沒有兼職老師辦公的地方,上課前做點準備、下課後約見學生也沒地方,有同事要在嶺南運動場見學生。也沒有儲物櫃,比走讀生更漂泊。有老師帶便當,可是進不了茶水房,連放便當與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困難九:沒有歸屬感,工作沒有滿足感

合約短、沒有辦公室、到處兼課等,都讓兼職同事對院校和部門難有歸屬感,對院校或部門的發展無法貢獻更多,也無法與學生建立較深厚關係。沒有同事關係,沒有教學支援群體,兼職同事變成獨行俠與萬能俠,這樣的教學零散化趨勢,對同事與學生都造成不可彌補的壞影響。

老師自救,大學也應自我補救

我們辦兼職教師交流會,發現同事都是生存達人,發展出各種生存策略,如:

  • 發展獨特專長,讓自己有議價能力,不做螺絲釘。有同事是info graphic 達人;有同事熟悉土地議題;
  • 放下身段,不讓學位限制自己;不死守學院,開拓各種可能。有同事帶隊深度歷史文化遊;有同事發展禪修與香薰治療事業。

但是,同事自救不能改變結構缺陷。 有些事是大學可以即時補救的:

  • 彈性處理兼職同事的圖書證、電子平台戶口,讓同事開課前可借書備課,學期結束後有充裕時間改卷、登分;
  • 為同事提供辦公室,起碼可輪流使用辦公桌、儲物櫃;
  • 部門讓同事使用茶水房;
  • 有些部門會額外加鐘數,作為同事見學生、改卷的薪酬,這種良心安排很值得其他部門效法。

團結才有力量,我們歡迎兼職同事加入本會, 爭取合理工作權益。


[1]  2017年6月30日數字:全職教學人員有1623人。

[2] 根據5月23日教育局提供的數字,中大兼職教師有229人,但應未包括自資碩士課程聘請的教師。

鳴謝: 感謝阿啟、阿龍、Celia、小西鼎力相助,出席漂流教師交流會的同事分享寶貴經驗。

轉載|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轉自: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編輯:陳燕遐  資料搜集:王嘉寶

一年前我們得悉在不同大學教書的朋友不約而同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其中有中大的同事,理由都是「部門沒錢」。大學為什機會沒錢請人教書?錢哪裏去了?這些被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的同事正在面對什麼樣的處境與困難?大學教學兼職化、零散化,對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過去一年我們向大學管理層查詢、約見教資會主席、接觸受影響同事,翻查大學及教資會的資料,希望深入了解這教育零散化的狀況。

點解會冇錢?冇錢點算?這要分幾方面來說:

  1. 撥款不足: 學系出現財赤一個主要原因,是教資會大幅削減大學資助,2016–17年度的學生單位成本(unit cost)就比削資前的2003–04減少13%,[ 1] 整體撥款低於通脹,巧婦難為無米炊;
  2. 研究表現久佳,會被懲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隔幾年便會評審大學的研究表現,以決定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研究撥款(R portion)。2014年的評審影響仍在。雖然那是關於大學整體的撥款,然而大學自然有許多方法懲罰表現不佳的部門,扣減經費、凍結戶口等不一而足;
  3. 錢不夠,可以減省誰? 要慳得多,按道理應該減去薪水高的,如教授,但教授不能減,因為要靠他們改善研究表現。於是只好減少講師,能不請就不請,或全職轉兼職;
  4. 錢要用來請人谷數: 曾經有部門聘請講師教書,已經完成面試程序找到合適人選,上到 faculty board被一句回絕:有錢為什麼不請教授?
  5. 課開不夠怎麼辦? 教授薪水隨時是講師的2–3倍,但要主力谷研究,教學數量只及講師1/2甚至1/3。課不夠怎辦?能不開就不開,於是我們常常聽到學生抱怨沒課可選,有時甚至核心科目也差點開不成。

資助碎片化,教學零散化

本會前會長吳曉真上月先後在報章撰文,指出UGC自2004年起,即把部分資助細碎成林林總總的短期計劃資助。[ 2] 教授辛辛苦苦申請了資助,也要有時間做研究,於是這些計劃往往包含聘請代課——請人代課一學期一兩科,或一學年兩三科。這些研究計劃越多,大學短期兼職教師便越多,這是UGC撥款政策做成的惡果。有些部門為了保持行政/財政彈性,也會把本來應該聘請常規全職教師的額度改成兼職聘用。凡此種種,就造成了今日大學教學零散化的局面。

「道義」值幾斤?

論工作不穩定,其實數量佔全體教學人員近60%的一兩年合約講師其實也不遑多讓,最近多家友校才接連爆出大批合約教師不獲續約事件。我們也有受學生歡迎的合約講師,因為部門沒錢不獲續約,而且不是孤例。

2012年大學雙軌收生,需要增聘大量教師,薪水低廉的講師與兼職講師幫了大忙。四年制全面實施,這些同事在教學上也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讓教授職級的同事專心做研究,幫大學爭funding衝排名,另一方面又可維持師生比例及教學質素(師生比例是大學國際排名少數可量度的教學質素指標)。現在部門財赤,又首先向這些好使好用的講師開刀,真是「道義」值幾斤。

教師漂泊,學生受累,最終損害的是大學聲譽

兼職教師工作條件差,對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詳見另文)。按上課時數計薪,就算已包含備課與改卷時間,課外指導學生又如何計算?本期的兩篇會員專訪不約而同提到大學教育中師生關係的重要,如今重研輕教的政策下,教授為前途被迫閉門造紙,兼職教師無現實條件深入了解學生,師生關係疏離。不要說下課後學生找不到人解決學習疑問,就算畢業要找個熟悉自己的老師寫推薦信都難。 近年學生壓力大,中大學生屢有輕生,原因雖然很多,然若師生關係密切一點,或可及時察覺問題,阻止悲劇發生。校長與其事後發信表示沉痛惋惜,能不能切實做點事改善師生關係疏離的現狀?

大學目前的亂象與困境,源頭其實很清楚:一是教資會撥款政策,二是校內不民主的管理制度。前者牽涉的不單是錢,更重要的是教育重視短期利益的思維需要根本改變;後者是越來越中央集權的流弊,校董會、校長、院長集行政、財政大權,決定與資源分配不受監察,學系發展諸多制肘,有理想、有真才實學的人有志難伸。亂源一天不改變,大學教育實在難有明天。


[2] 吳曉真:〈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到香港素食合作社吃飯 撐被虐家務工庇護中心

轉自: 草根‧行動‧媒體

記者:阿約

被虐家務工無處可逃 公民社會自資經營庇護所
本港規定外藉家務工必須與僱主同住,導致許多剛來港人生路不熟語言又不太通的家務工,若面對虐打、不放假、不出糧、不讓與外間聯絡的僱主,因很少時間外出,很少機會求援或尋找求援的方法。即使外藉家務工懂得爭取權益,但由於香港政府有一規定若未能找到新合約移工便須於兩週內離境。可是,如果有勞資爭議,甚至刑事案件(如之前轟動全城的Erwiana被虐打案),要留港作證的家務工便須找到地方暫住,否則,她們那只有四千多元的月薪通常已大部份寄回鄉下,根本無錢留在香港住旅館作證。

在這些狀況下,其中一個這類外藉家務工能找到的重要資源,便是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被虐的工人除了被打之外,更恩離鄉別井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孤立無援及信心受創等被虐者的情緒狀況。白恩逢之家不只提供被虐的工人臨時庇護所,及提供留港作證的工人臨時住宿,亦提供被虐打勞工重建精神健康服務的庇護中心,及為她們連繫其他相關的法律資源。更重要的是,白恩逢之家帶著基進組織視野,會協助這些移民家務工自我組織起來。現時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印尼家務工自助組織,ATKI(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Hong Kong),便是由多年前逃到白恩逢之家的移民家務工姐妹所組成。

一家庇護中心,做這麼多的工作,可以想像經營成本不低,租金、水電、職員都是錢。然而,三十多年來做了這麼多工作,白恩逢之家卻並無獲得香港政府一分一毫的資助,全靠民間捐助,然而,醫院、警察都會轉介個案給它。最近,白恩逢之家的其中一位主要捐助者改變了協助的對象,馬上令白恩逢之家陷入嚴重財困。

 

第一次佔中後落成社區 素食合作社講內外民主

有見及此,香港一家位於油麻地的素食合作社–——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蘇波榮),便舉辦了名為[家有急事!喫飯撐移民家務工庇護中心白恩逢之家]的籌款晚宴,希望協助白恩逢之家籌款。

 
這個素食合作社,是因全球反金融財霸運動而催生的第一次佔中運動(佔領中環匯豐總行地下空地)後催生。合作社最原初的成員,皆相識相知於該次運動。佔領地被警方清場後,他/她們自行組織,在油麻地落戶打拼,尋找脫離資本主義式僱傭勞役關係結構的生活方式,因此,想到了以合作社的模式去共同營生,亦即一強調平等互助,共同生產,共同決策的經濟民主制度。她/他們亦反對全球食物生產鏈虐待動物,亦強調眾生平等,同時有成員對煮食有濃厚興趣,故他/她們選擇了經營素食合作社餐廳。蘇波榮(So Boring)的定價,亦採取自由定價。蘇波榮不介意無錢的弱勢社群付出低於成本的飯錢,更歡迎經濟有能力的人士付出也們認為可以的價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經營合作社的理念,也包括關注社會,尤其是關注社會上弱勢社群。她/他們曾嘗因要參與社會行動而當天關門不做生意,也會樂意作為各種民間社會行動或文化行動的宣傳點,身體力行參與實踐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貼地民主。蘇波榮的人認為移民和移工都是社會的一個部份,應該平等相待,他/她們曾發明了一個詞語,叫「國際街坊」(1),可見他們的全球街坊視野。這亦不是她/他們第一次支援移民工的行動,之前都會參與聲援移工的遊行和活動。而其中部份更與另外幾位熱好版畫也關心基層的朋友,組成版畫小組在同志移工日有積極參與,製作精美版畫和絲網讓大家拓印在衣服上,今次也製作了精美的布袋預備七一時售賣籌款。

反應熱烈 載譽續辦
由於經營成本十分有限,蘇波榮這家餐廳的主要吃飯點是在小小的倔頭街上。6月底這個悶熱的晚上,許多人來參與在蘇波榮舉辦的白恩逢之家籌款晚宴。白恩逢之家的職員Edwina在現場表示,十分感謝香港各方的民間社會友好,協助他們。蘇波榮其中一位合作社成員yentl則表示,他/她們會繼續再支持白恩逢之家的籌款,六月的籌款主要是印尼菜色,而七月她/他們會續辦,下次會是菲律賓菜色,籌款晚宴收入扣除成本後全數捐給白恩逢之家,暫定7月22日晚,邀請各方好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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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捐款給白恩逢之家的方法︰

(1)支票抬頭 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並郵寄至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座堂 ,MFMW Limited。

(2)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帳戶#284-8-241309,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3)親自前往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大教堂MFMW有限公司捐款

如有關於白逄恩之家的疑問,請聯繫:

(1)Edwina(英文)-9488 9044

(2)Johannie/唐小姐(中文)-6306 9599

所有100港元及以上的現金捐贈都可以申請免稅!

[$ 130將支持1位居民一天]

[$1,000可以支持1個受助人一周]

[$3,900能支持1個受助人一個月的開支]

[$500元將為兩所庇護所的所有居民提供一天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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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蘇波榮的成員指,「國際街坊」一字,源自Tiqqun著作中的詞彙 “Imaginary Party" (直譯可作「想像群黨」),是為對抗跨國資本與權力勾結的「帝國」,作既本土又國際的力量結集。2013年一班反對起動九龍東借活化天橋底之名,收編和趕絕觀塘區有機音樂生態的一班示威者、Band友、藝術家,將這概念翻譯成「國際街坊」。

 

轉載|6月26日,香港何許大日子?

轉載自草根.行動.媒體


文:若
(圖片提供: 請願及集會參與者)

三個19週年

2018年6月26日,乃香港近代史上三件重要事情的19週年紀念日:首次人大釋法、港人子女居港權案、近廿年歷時最久的大型佔領抗爭運動。

許多香港人以為人大釋法始於失去普選權,不過,香港首次人大釋法,其實是在1999年6月26日,在大多數港人民意下要求北京釋法。肇因基本法廿四條列明港人身份其中一定義,為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地所生之中國藉子女,故1997年7月1日後,自從逃港潮時間開始逃來香港的香港人,開始爭取與未能帶走的子女家庭團聚的權利,亦即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事件。這批子女可謂最早的一批「雙非」子女,不過不是在港雙非,而是子女留在中國大陸,父母卻全是港人。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按基本法判決,這批港人父母訴求得直。然而,特首董建華連同時任保安局局長(現為民選立法會議員)的葉劉淑儀,根據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抽菲林筒」統計方式,推斷若依據終審法院判決,將有167萬人短期內到港。此言一出,全港所有中文報紙,包括親中報紙,都不遺餘力打出反內地移民報導,挑起排外情緒,導致大量港人反對終審法院判決。最後,在充份民意支持下,香港政府順利打開人大釋法先例。同年6月26日,人大釋法,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判決,大量基層家庭失去家庭團聚權利,所有港人開始失去法治的依據。

此期間,一直有千多名爭取居港權的父母及子女,佔領當時政府總部附近的遮打花園,露宿抗議,直至2002年4月26日被警察暴力清場。這次佔領露宿,在近廿年來時最久的大型佔領抗爭。而且,需要爭取末能獲得子居港權的家長,多是多年做勞動階層,部份雖有五、六十的年紀,卻仍有氣有力,且為子女權利,抗爭起來,雖不致打架,但亦勇武非常。當時牽涉千多人運動,雖所有人為自發參與,但毫不鬆散,組織緊密,行動組織迅速,溝通清晰。一但遊行,動輒千多人,更時不時在大型遊行中,有個人突發行動,其他人於事發時仍大都保持有條不紊,當時令不少香港社運界人士嘖嘖稱奇。

如今,此事已被大多數港人遺忘,九十後當時年紀少往往無印象,至於千禧後本土浪潮高漲,這事件的記憶價值更是跌至負數,如同無發生過一般。

千多人變十多人 堅持十九年頑強度不減

事件延綿多年,許多家長已不在人世。好幾位子女在爭取期間,於終審庭判決的希望與人大釋法的絕望之間徘徊,面對被破門入屋在父母面前被強抓遣返,並焦慮以後無法來港見父母的恐懼和壓力,受不住而自殺輕生。更曾有人於入境處企圖自焚抗議,卻意外帶同另一位入境處職員一同離世,因而令許多香港人更支持反對香港終審庭判決。

近年,他們終於爭取到一定成果。在中港之間,有一個每天150個家庭團聚的名額,而過往十多年,每天都有大量用剩的名額。政策爭取的成果,是部份子女可用這些剩餘名額來港照顧父母。然而,港府又在這政策上加上年齡限制,致使出現了「超齡子女」不能來港團聚。此政策一出,爭取的人數當然是驟減。然而,對一批父母而言,子女就是子女,多少歲都是子女,於是拖住年邁身軀,每年1月29日終審庭判決日,與6月26日人大釋法日,還有其他日子,見官、遊行。

前日,十數名頭髮花白的父母,連同幾名支持者,到特首辦和保安局請願。由於特首不在港,只能見署理特首張建宗。然而,現場本來只准每個團體(當時也有其他團體有其他請願行動)派兩名代表,又不准帶示威物件進入。家長及聲援者經過長時間與保安理論,最後一個都沒有少,連示威牌都一起帶了入去見張建宗。雖然人少,頑強度不減。

晚上在遮打花園集會,子女被介定為「超齡子女」的楊伯沉痛地指出,自己年歲已大,子女不能在港照顧自己是很難過。他已74歲,為想念子女還得經常兩地奔波。楊先生很強烈地表示,無論什麼歲數,那都是他的子女,到底歲數有何關係?

65歲的廖伯,在香港打工多年,曾受工傷差點以為不能再走路。廖伯慨嘆,團聚是權利,然而,向這些政府爭取,就只有透過鬥爭,而不是透過講道理,因為這政府根本不會跟你講道理。

堅持十九年 仍能找到同路人

在人大釋法後,爭取居港權人士和支援者成立了居權大學。居權大學的理念為甘浩望神父提出,師法意大利一所提倡草根自主的流動共學式學校,到處借團體場地上課,以彌補年青人在爭取居港期間不能上學又不能上班時的失落。除爭取居港權人士外,這間學校更邀請不同的香港草根人士,包括本地及各種外來人士,互相提供自己所長互相學習,尤是互相學習語言,望能打破語言障礙去協助團結。多年來居大一直在運作,也認識了不少來自外地的友人,開授不同語言的課程。故,每次集會,總會有一兩位來自動蕩地區的人民,參與及打氣。

今年6月26日有份主力與特首辦外保安理論的,就是完全不是當事人的居權大學武術老師——朱老師。朱老師當初只是應友人所邀來教太極,但慢慢認識之後,覺得此事甚不公義,現時已成為爭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朱老師近期更不斷查找數字,不諳電腦技術的他,手畫了一個關於「超齡子女」所有相關數據的圖表,刊登在今期的《居大校報》中間大頁(見圖)。同時,只要有新朋友向他查詢,他都樂意分享大量他所知的資訊。

在晚上的遮打花園集會上,一開始,就有一直支持他們十九年的甘浩望神父,在現場剃髮寓意政府「無法無天」。又有來自巴勒斯坦,已核實難民身份但因未有國家接受所以濟留香港超過十年的Asmail。通過現場翻譯,Asmail以英語發言,他指香港政府應該重視人權,並且認為弱勢要靠團結才可以爭取到自己的權利。依照法律,Asmail在港不能工作又不能上學,生活十分緊絀,於是便用時間在居權大學義務開授免費阿拉伯語課程,與人分享知識。

集會上也來了幾位居權訪研工作坊的人士,兩位較年輕的女士,希和爽,表示最近兩年才知道這個事件,並希望透過訪研計劃,與不同年代的爭取居權和聲援居權的人士做訪談,以了解和紀錄這個影響香港社會深遠的社會事件。

最後亦有藝術工作者到場打氣,並展示最近不同藝術工作者與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朋友,共同創作的一個展覽。《火花!數日子》由「唔同鄉會」及湯映彤策展,以多媒體藝術展演的方式,呈現各種中港家庭、外藉家務工的故事,探問共存的當下。這個展覽將在油街展出直至本年9月16日。

後記:遲到也是到  上岸不忘舊事
在場當事人年事已高,集會約九點多便完結,支援者收拾完畢,運送物資的運送物資,留下討論的留下討論,接近解散時,忽然來了一個久未見面的子女阿平,還帶著一大包飽點,打算跟大家分享。阿平是當年爭取居港權的內地子女,已成功爭取,平日都要上班至晚上。這天便是下班特意從九龍趕來,事實也不知大家是否已散去。幸好趕到還見到當年認識的其他聲援者,談話中知她來一來,又要返回九龍,到弟弟的食肆幫亡,到挨到半夜三點,回家睡一睡又要上班。雖然成功落戶,勞動打拼,時間緊缺,但仍心繫故人,帶著物輕情意重的飽點趕來。十九年了,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轉載|外勞勇搞工業行動 揭輸入外勞政策剝削 揭安老政策無良

(轉自: [草根.行動.媒體]
九名根據港府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工作的外勞照顧員,於本月十四日,終難耐僱主剝削壓迫,集體停止工作。她們於政府總部露宿抗議,於本月十六日,多個團體代表到場參與集氣大會,為工友打氣。參與團體包括職工盟、職工盟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社會民主連線、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工黨、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葵涌工友組、街工勞工組、社區前進、社會主義行動、立法會議員張超雄、邵家臻、尹兆堅、及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另外,亦有許多以個人身份來到的市民,包括曾參與碼頭工潮的碼頭工友陳先生等等。多名人士及團體代表,均對這九名站出來的工友表示敬意, 因她們協助港人照顧長者,而工業行動也揭露了外勞在香港面對的處境,以及安老政策的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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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啞忍做到崩潰  在外受剝削不敢告家人

九名外勞照顧員受聘於宏光護老院,年資由九個月至九年不等。工友不約而同指出,雖合同寫明每天工作九小時,但多來年每天都是工作十二小時,更表由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同時,雖然出糧紀錄上,是出了九千七百多元的薪金,但僱主威迫她們,每個月都要自己去銀行提款,回水三千元給僱主。至於 《僱傭條例》所講的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更加沒有,甚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都沒有。

在宏光工作八年的黎姑娘指,本來想著家裡窮,要外出打工,但可以打一份照顧長者的工,也是不錯的。可是沒有想到,會是這種工作環境,遇到這樣無良的僱主。她指,今年五月廿八日,就有同事無端被抄,但同事連為何被炒也不知道,很有壓力。她指以往有薪金爭抝,護老院便派出幾個人押送那同事回大陸,令到該名同事連追討的機會都沒有。

另一名黃姑娘指,僱主提供所謂宿舍,根本只有七張碌架床,十四個人就睡,而且相關費用已在薪金中扣了一成。僱主後來向她指要再扣水電費,她反對說薪金中已扣一成,卻遭僱主反唇相譏,問她:咁係咪要包生仔?

工作七年的李姑娘指,其實來港之前已付中介公司一筆兩萬一千元的勞務費,來港後首四個月,僱主還每個月另外從她們薪金中扣五千元,說是還勞務費,結果合共是四萬二千一百元。在工作時間方面,她指出,僱主曾迫她們簽一份聲明,指自己有足夠休息時間,在不平等關係下,大家受到威迫也只好簽了。實際上,所謂三更合共有三小時的休息時間根本是假。同時雖然有食飯時間:「但吃著飯,忽然有老人家按鐘叫人,你真的不去幫他嗎?」

幾位照顧員都指,本來離鄉別井扛工,就是為的家裡太窮,只好放下家人。故此,對於那些剋扣薪金,強迫回水,全不容許休息,她們本都打算啞忍。然而,由於今年有兩名照顧員曾到勞工處投訴,引起了僱主的注意。黎姑娘指,有一天吃飯時,僱主的弟弟來到,一直拍她們照片,並罵她們,說她們去投訴,罵她們「食飯食入屎忽窿」。然後因人手不夠,要再加班,加了一個早四晚四的更,外勞們要一晚一個人地輪流做。加上政府的安老院制度,設定晚上十時至早上七時間,只有一名護理員對六十名長者的比例。所有這些心理和工作上的壓力,令到所有人都開始受不住。幾位工友都不約而同以「做到崩潰」、「做到痴哂線」來形容工作情況。黃姑娘認為,僱主這樣做,根本是想迫她們自己離職,因為之前兩名員工的投訴,僱主害怕所有外勞都向自己追討多年來每天加班三小時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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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工友發言都指,若非家貧,實在不願意離鄉別井。幾位受訪工友,家中都是上有高堂下有子女。黃姑娘就指,自己家中有父母和家公家婆要照顧,自己出外打工,也是請人照顧他們。她來港工作七年,受到所有剝削,也不敢告訴家人,以免他們擔憂:「家人從不知我這八年是怎樣過的…」話說到這裡,便忍不住哽咽,另外兩位受訪姐妹亦感同身受,不約而同,都背過臉去飲泣。

即便如此,在忍無可忍之際,在開始工業行動當天,她們早上都完成了所有換片和餵食等工作,把老人家照顧好,才一起走到樓下脫去工衣開始行動。

 

安老政策無規劃 長者與照顧員皆辛苦

外勞照顧員陳姑娘指,照顧長者其實不易,餵粥換片倒桶都不是容易的工作。且有些老人家已腦退化或有其他病痛,時時發脾氣,也試過不肯食飯。她曾試過正幫一位老人家做事,另一人又按鐘,她做不及遲了些去,便被狠狠罵了一頓。她更指,曾被發脾氣的老人家踢。她無奈指,即使這樣亦無辦法,照顧他們是自己的責任,只能做好工作。

集氣大會上多名支持人士,都指出是次事件,因工友勇敢站出來,同時揭示了安老政策的問題。社會福利署所定立之照顧員與受照顧長者的比例,在晚上十時至早上七時間,竟是1對60,且二十年不變。有關注院舍問題的劉小麗和張超雄指,現時院舍不足,服務質素在老闆剝削下亦很難有保證,一個人怎樣同時應付六十名長者可能發生的需求?同時,長者照顧往往都牽涉需時及體力的工作,例如換片,協助如廁,扶抱等等,有些工作,一不小心便隨時牽涉長者受傷或性命,即使現場只有幾個長者同時按鐘叫人,就如陳姑娘指出的實況,也無法及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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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消音 系統性剝削

職工盟蒙兆達表示,工友收到來自宏光的律師信,誣蔑工友擅離職守,違反合約,並要求九名工友自行回到工作崗位。他憤慨地表示,這是睜眼說謊,因為工作的工卡上正正寫明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這樣僱主已是明顯地違反了每天工作九小時,加班須付加班費的工作合同。

職工盟蒙兆達指,勞工處在整個外勞問題上都未盡其責保障勞工權益,因為宏光並非第一次有出現剝削外勞的情況,然而勞工處視若無睹。以今次工業行動為例,由於所有員工皆為外勞,平時住於僱主提供的宿舍,一旦離開,馬上無家可歸,只能露宿街頭。今次職工盟要求勞工處處理有勞資糾紛的工友之住宿問題,處方花了些時日,給出的竟是一張露宿者之家的清單。蒙認為,這顯示了香港政府對於外勞的勞工保障一點都不重視,令致外勞若敢反抗無良僱主,便得馬上背負上露宿街頭的沉重代價。

同時,他亦指出,入境處有派人巡查有聘請外勞的護老院,曾嘗有工友向巡查員指,僱主要求她們做合約以外的工作。可是,入境處人員竟向工友說,若有此狀況,僱主僱員皆違規,會遭懲罰,如此工友馬上噤聲不敢投訴。職工盟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的組織幹事曾紀南進一步指出,根據補充勞工的法例及合同,這些護老院的外勞照顧員,只能從事照顧老人的工作,僱主若要求她們洗衣和煮飯,其實乃違反逗留條件,就如外藉家務工不可以去僱主所經營的店舖工作一樣。

他無奈笑道:「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大家都明白,僱主要你做,你真的可以不做嗎?」

有鑑於以上情況,蒙兆達指,香港政府根本是有系統地令這些外勞滅聲,讓勞工法例形同虛設,令到外勞可以在無盡剝削情況下效力於香港經濟發展。

問及對於如何改善外勞制度的看法,曾紀南指,相關政策建議研究中,有不同的方案,例如:第一,政府應該為所有外勞設立庇護中心,以防孤身在異地的外勞遇上無良僱主時,一但逃離無處可逃;第二,他認為政府應向所有聘請外勞的僱主,收取四個月薪金的保證金,如此, 若僱主拖欠薪金或無良剋扣的話,外勞可向政府投訴,而政府有權充公該僱主的保證金以作補償;第三,由於外勞人生路不熟易受剝削,他認為可以參考台灣做法,由政府取代中介公司,向所有欲聘外勞的僱主收取薪金,由政府發放,以防像宏光這樣的事件再發生。

被宏光和港府政策剝削足七年的黃姑娘道:「希望香港能夠改善外勞的政策,不再剝削外勞」。

 

轉載|家有急事!喫飯撐移民家務工庇護中心白逢恩之家

轉自: 蘇波榮

問︰白逢恩之家(The Bethune House)係咩黎?同我有咩關係?點解要籌款?

答︰
香港地工時長、生活指數高係人人要面對的情況,而要出外工作同時兼顧家務、家人生活的話,聘請家務工人係越趨普遍嘅選擇。然而,離鄉打工的姐姐們要面困難、危機我地又想像得到嗎?家務移工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對家務工在僱主家中受到的不合理對待就手旁觀;本地以至移工家鄉嘅政府,對佢地嘅政策支援乏善足陳,讓家務移工常常受扣糧、工時過長、強制同住以至日常生活中僱主對姐姐們或多或少的監管甚至虐待,早前轟動全城嘅印尼移工Erwiana受虐案更係嚴重例子。

隻身來港嘅家務移工,要轉工或者留港尋求司法制度協助亦非易事。喺政府規定下,移工喺終止合約後兩星期搵唔到新僱主,就要離開香港;要留港處理勞資糾紛案件的話,證件限制底下令移工無法合法打工謀生。白逢恩之家呢間30年嘅民營庇護所,正係為受虐/有勞資糾紛案件在身的家務移工姊妹而設,提供容身之所、物資及精神上的支援,亦提供空間俾移工社群去學習自發互助,活得有尊嚴,促成移工自助組織嘅產生。

可惜佢地今年失去咗一個主要損助者,面臨財政危機。作為一個同樣希望提供空間去促進自主互助嘅場域,素食合作社希望借呢兩晚大家夾的錢略盡綿力協助佢地渡過難關,等受壓逼嘅移工姊妹繼續得到支援。有好野食呢就梗架喇,合作社同白逢恩之家的姊妹將會炮製東南亞菜色以饗各路義氣仔女!約埋朋友來吧!

大紙有雷,神沙無拘。到時見!

有關白逢恩之家嘅報導:
https://wknews.org/node/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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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9/6及30/6晚上

除咗嚟食飯捐錢外,重有以下捐款方法︰
(1)支票抬頭 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並郵寄至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座堂 ,MFMW Limited。
(2)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帳戶#284-8-241309,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3)親自前往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大教堂MFMW有限公司捐款

如有關於白逄恩之家的疑問,請聯繫:
(1)Edwina(英文)-9488 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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