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七月 9th, 2018

轉載|UGC削資,你我都唔知?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文:余真

大學文件工作越來越多,聘用越來越零散,每個部門都工作得喘不過氣來,大學整體氣氛緊張,各級矛盾增加,到底罪魁禍首是誰,問題出在哪裏?員工總會前任會長吳曉真Emily隨家庭旅居海外,卻未有忘記大學的憂患,最近在《明報》連續撰文兩篇,指出這些問題的源頭在教資會(UGC)的撥款政策和操控。

我們在大學工作一般見到的是大學資源愈見充裕,Emily卻直指教資會自2004年起沒有停止過削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原因是UGC削減的是核心撥款(block grant),增加的資源卻在各式各樣林林總總的專款專用項目(earmarked grant),即我們常說的project-based是也。這些項目資助期短,直接影響聘約零散化,兼且令大學難作長遠和全盤的規劃。UGC又透過競逐和表現掛鈎的賞罰機制迫使八大互相競爭。

Emily的文章提供了以下數據:

  • 2003/04年八大撥款佔政府開支6%,至今數字下跌至4.2%–4.5%(已包括各式project-based funding)
  • 2003/04年八大經常性撥款(recurrent grant)為115億,至2016/17年增加至190億,但扣除通脹後實際增長為28%,而此期間因三改四,單本科生學生人數就已增加三成。
  • 最明顯的是學生成本單位(unit cost):2003/04年UGC平均每個學生資助21萬,2016/17年是26萬,扣除累積通脹,資助只及2003/04年的87%。(大家可能會記得,三改四下,新增一年的撥款只是原有撥款的65%。)

收入來源零碎化、賞罰/競爭機制和其他教資會「素質管理」QC制度,已在大學造成許多惡果。文章進一步審視UGC的組成,質疑到底UGC有何資格作這種種監察和操控: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磨擦……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Emily最後在文章提出:

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做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賬,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每天面對教資會惡果的我們實在同意不過。不知八大管理層是否願意與我們攜手爭取,為仿佛走火入魔的教資會懸崖勒馬? Emily兩篇文章資料翔實,分析仔細。想深入了解UGC撥款機制如何影響我們的大學教育與工作,請讀全文。

〈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 bit.ly/2KPrDby。(讀全文須為《明報》電子報訂戶,或登入圖書館Wisenews。)
〈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bit.ly/2Kws3ms


下圖由Emily為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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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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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中大有多少兼職教學人員?大學每年公佈的資料只有全職教學人員數字,沒有兼職。[ 1] 我們先後透過立法會議員向教資會及教育局索取數據,可惜數字似乎並不全面。[ 2] 這為數不少的兼職教師到底面對什麼困難?有些可能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

困難一:看似時薪高,收入其實不穩

中大的兼職講師時薪分4 級,由$690至$1,505不等,視乎資歷與課程而定,譬如MA課程會高些。然而一般年輕講師剛入職大概只拿最低時薪,因此一科3課時的課約$27,000。若要維持每月3萬元收入,每學期便要教6科,暑假也要有書教才行。而且還真要有那麼多課可兼。問一下同行就知道,一學期6科,根本超出常人所限。太多課兼顧不了,太少又不夠生活,兼職同事在教學外往往還要靠其他工作收入,生活疲於奔命。

困難二:到處兼課,科目年年不同

收入要夠生活,便要在不同部門、院校兼課,而且因為代課,缺什麼就得教什麼,科目各個學期不同,辛辛苦苦備好的課,可能只教一學期。於是時時在備新課,內容與經驗都無法累積,直接影響教學質素。

困難三:很遲通知,備課倉卒

有些選修科或自資課程,要收生夠才能開,常常是開學前才能確定;有些兼課空缺也非常臨時,沒有足夠時間備課,直接影響教學。

困難四:今日唔知聽日事

兼課逐科計,即使半年合約,還是不停要為下一學期張羅,年年如是,永恆在找工作,無法做長遠打算。教育局教學生要做好生涯規劃,這些唸了博士的社會精英,畢業後只能當臨時工、斜扛人,30出頭入行,往後30年該如何規劃?

困難五:零福利,零保障

兼職同事除了薪酬和強積金,不享任何福利,醫療開支可以是沉重負擔。

困難六:教學平台與輔助工具各院校大不同

各院校的行政與教學系統越趨電子化,電子教學平台各個不同,收功課與登分系統也不一樣,兼職老師變相要花幾倍時間熟習與適應。

困難七:教學支援少,行政安排不周延

兼職教師往往要一腳踢,教學、行政、IT、聯絡學生一手包辦。往往學期開始合約才生效,一切事前準備工作如借書備課、安排參考用書等都無法做,或要輾轉勞煩學部同事幫忙,非常不方便。開學初期圖書證、電子戶口、影印戶口都沒有;學期末又要在短時間內改好功課與考卷並交分,有同事試過未交分便合約到期,不能登入電子系統使用VeriGuide改功課,也登不了分。

困難八:沒有辦公桌,休息吃飯也沒地方

有些部門甚至沒有兼職老師辦公的地方,上課前做點準備、下課後約見學生也沒地方,有同事要在嶺南運動場見學生。也沒有儲物櫃,比走讀生更漂泊。有老師帶便當,可是進不了茶水房,連放便當與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困難九:沒有歸屬感,工作沒有滿足感

合約短、沒有辦公室、到處兼課等,都讓兼職同事對院校和部門難有歸屬感,對院校或部門的發展無法貢獻更多,也無法與學生建立較深厚關係。沒有同事關係,沒有教學支援群體,兼職同事變成獨行俠與萬能俠,這樣的教學零散化趨勢,對同事與學生都造成不可彌補的壞影響。

老師自救,大學也應自我補救

我們辦兼職教師交流會,發現同事都是生存達人,發展出各種生存策略,如:

  • 發展獨特專長,讓自己有議價能力,不做螺絲釘。有同事是info graphic 達人;有同事熟悉土地議題;
  • 放下身段,不讓學位限制自己;不死守學院,開拓各種可能。有同事帶隊深度歷史文化遊;有同事發展禪修與香薰治療事業。

但是,同事自救不能改變結構缺陷。 有些事是大學可以即時補救的:

  • 彈性處理兼職同事的圖書證、電子平台戶口,讓同事開課前可借書備課,學期結束後有充裕時間改卷、登分;
  • 為同事提供辦公室,起碼可輪流使用辦公桌、儲物櫃;
  • 部門讓同事使用茶水房;
  • 有些部門會額外加鐘數,作為同事見學生、改卷的薪酬,這種良心安排很值得其他部門效法。

團結才有力量,我們歡迎兼職同事加入本會, 爭取合理工作權益。


[1]  2017年6月30日數字:全職教學人員有1623人。

[2] 根據5月23日教育局提供的數字,中大兼職教師有229人,但應未包括自資碩士課程聘請的教師。

鳴謝: 感謝阿啟、阿龍、Celia、小西鼎力相助,出席漂流教師交流會的同事分享寶貴經驗。

轉載|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轉自: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編輯:陳燕遐  資料搜集:王嘉寶

一年前我們得悉在不同大學教書的朋友不約而同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其中有中大的同事,理由都是「部門沒錢」。大學為什機會沒錢請人教書?錢哪裏去了?這些被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的同事正在面對什麼樣的處境與困難?大學教學兼職化、零散化,對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過去一年我們向大學管理層查詢、約見教資會主席、接觸受影響同事,翻查大學及教資會的資料,希望深入了解這教育零散化的狀況。

點解會冇錢?冇錢點算?這要分幾方面來說:

  1. 撥款不足: 學系出現財赤一個主要原因,是教資會大幅削減大學資助,2016–17年度的學生單位成本(unit cost)就比削資前的2003–04減少13%,[ 1] 整體撥款低於通脹,巧婦難為無米炊;
  2. 研究表現久佳,會被懲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隔幾年便會評審大學的研究表現,以決定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研究撥款(R portion)。2014年的評審影響仍在。雖然那是關於大學整體的撥款,然而大學自然有許多方法懲罰表現不佳的部門,扣減經費、凍結戶口等不一而足;
  3. 錢不夠,可以減省誰? 要慳得多,按道理應該減去薪水高的,如教授,但教授不能減,因為要靠他們改善研究表現。於是只好減少講師,能不請就不請,或全職轉兼職;
  4. 錢要用來請人谷數: 曾經有部門聘請講師教書,已經完成面試程序找到合適人選,上到 faculty board被一句回絕:有錢為什麼不請教授?
  5. 課開不夠怎麼辦? 教授薪水隨時是講師的2–3倍,但要主力谷研究,教學數量只及講師1/2甚至1/3。課不夠怎辦?能不開就不開,於是我們常常聽到學生抱怨沒課可選,有時甚至核心科目也差點開不成。

資助碎片化,教學零散化

本會前會長吳曉真上月先後在報章撰文,指出UGC自2004年起,即把部分資助細碎成林林總總的短期計劃資助。[ 2] 教授辛辛苦苦申請了資助,也要有時間做研究,於是這些計劃往往包含聘請代課——請人代課一學期一兩科,或一學年兩三科。這些研究計劃越多,大學短期兼職教師便越多,這是UGC撥款政策做成的惡果。有些部門為了保持行政/財政彈性,也會把本來應該聘請常規全職教師的額度改成兼職聘用。凡此種種,就造成了今日大學教學零散化的局面。

「道義」值幾斤?

論工作不穩定,其實數量佔全體教學人員近60%的一兩年合約講師其實也不遑多讓,最近多家友校才接連爆出大批合約教師不獲續約事件。我們也有受學生歡迎的合約講師,因為部門沒錢不獲續約,而且不是孤例。

2012年大學雙軌收生,需要增聘大量教師,薪水低廉的講師與兼職講師幫了大忙。四年制全面實施,這些同事在教學上也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讓教授職級的同事專心做研究,幫大學爭funding衝排名,另一方面又可維持師生比例及教學質素(師生比例是大學國際排名少數可量度的教學質素指標)。現在部門財赤,又首先向這些好使好用的講師開刀,真是「道義」值幾斤。

教師漂泊,學生受累,最終損害的是大學聲譽

兼職教師工作條件差,對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詳見另文)。按上課時數計薪,就算已包含備課與改卷時間,課外指導學生又如何計算?本期的兩篇會員專訪不約而同提到大學教育中師生關係的重要,如今重研輕教的政策下,教授為前途被迫閉門造紙,兼職教師無現實條件深入了解學生,師生關係疏離。不要說下課後學生找不到人解決學習疑問,就算畢業要找個熟悉自己的老師寫推薦信都難。 近年學生壓力大,中大學生屢有輕生,原因雖然很多,然若師生關係密切一點,或可及時察覺問題,阻止悲劇發生。校長與其事後發信表示沉痛惋惜,能不能切實做點事改善師生關係疏離的現狀?

大學目前的亂象與困境,源頭其實很清楚:一是教資會撥款政策,二是校內不民主的管理制度。前者牽涉的不單是錢,更重要的是教育重視短期利益的思維需要根本改變;後者是越來越中央集權的流弊,校董會、校長、院長集行政、財政大權,決定與資源分配不受監察,學系發展諸多制肘,有理想、有真才實學的人有志難伸。亂源一天不改變,大學教育實在難有明天。


[2] 吳曉真:〈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