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2nd, 2019

轉載|四二八.工殤紀念日掠影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報導

一個人的死
又一次見證
破碎
與破碎後
複製的威力

節自:飲江〈事件之二(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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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一個在香港日曆上輕於鴻毛的日子。當世界各地開始在這一天悼念因工受傷及逝世的工人時,為建設我們城市的高樓與大橋、官方文宣中蓬勃與輝煌而死去的人,只配被安置在科學館地下「職業安全展覽區」的隱蔽之處,籍籍無名。二零一九年,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豎立工殤紀念碑的第二十三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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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三十分,約二百名身穿黑衣的工傷工友及家屬、關注職業安全和勞工權益的團體和個人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集會。工友們提出尊重、保障、安全三大範圍的訴求,包括爭取死傷病者獲得社會公平待遇、將上下班途中傷亡及過勞納入工傷保障範圍、加強執法及檢控違例僱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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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現場的打卡紙展板,分別列出三個常見的長工時工種(以平均每日工時計算):保安員(12小時)、銀行櫃員(11.5小時)、巴士司機(10.5小時)。保安員做「12碼」已是常態;以為銀行日日收五點、櫃員一定早早收工?留多幾個鐘埋數先;巴士司機的平均工時看起來是三者中最短的,但多次車禍、九巴車長罷工早已揭露了司機超時工作的慣例,有些甚至直踩13至14小時——靠加班工資過活的生命在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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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工權會與插畫家含蓄合作出版了一本職業傷病經歷圖文書《看不見的傷痛》,集會前幾位工友圍坐分享工傷經歷。有工友提到挫敗的就診經過:弄傷了腿,捨不得花錢去診所,自己上大陸買了鐵打酒,實在受不了才去看醫生,醫生卻說「睇你行得走得,啫係冇事啦?」一旁工友也響應:手指傷了去做物理治療,醫師竟然到了第八節才把舒緩疼痛的電磁波儀器拿出來,好像不把她的痛當一回事。她還提到,現時法例的判傷標準與工種的性質並不掛鉤。像是一根斷了的手指,對於一位清潔工來說是喪失4%工作能力,對於一位依賴手工活維生的技工來說也是4%,非常不公平。

 

一位工友談起自己傷了超過半年,今年月頭判了傷,現在才被安排去明愛醫院排期做磁力共振。公司不認工傷,自己又沒錢,不得不刷信用卡去看醫生。長期的焦慮令她飽受精神壓力,情緒開始不穩定,最近在排期的同時又要花錢去看精神科。一邊說著,一邊抽泣。坐在隔壁的工友遞上一張紙巾,拍拍她肩膀,歎了一聲:「唉,原來你咁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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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工傷工友,阿志與馬生。阿志從吊臂車摔下之前和上頭說,爬上去維修吊機很危險的,通知車房來修吧。「車房收咗工,你拍硬檔啦。」一摔,就是一年多。當時手的確有些腫痛,但阿志說,做這行的都是鐵漢子,看完鐵打繼續開工,沒有向公司報告。身體異樣卻隨之而來:坐小巴要按住大腿止痛,走路走兩三分鐘便要停下休息,半年前更進了急診室照出腰間盤突出——這才開始了工傷索償之路。老闆當然不認,阿志現在正把案子告上法庭。那這段日子如何維生?「賒、借、當。」他攤開雙手,無奈地重複這三個字。太太原本是家庭主婦,現在不得不在外打工,但賺得的每月萬二、三元工資也只夠交租。試過申請綜援,六次上社會福利署,職員卻讓拄著拐杖的阿志去找工作——所以還是作罷。四二八走出來,阿志呼籲政府至少為工傷賠償設下限期,不然無止盡地等待,「都唔知下個月點過。」

因為長期暴露於中度噪音的工作環境中,馬生的耳朵去年五月被檢查出神經受損。以為他曾從事地盤工作,竟得知他在一間投資銀行外判的保安公司當兼職,負責為做後備電源更新的工程工人作登記。雖然不用做工,但工人在旁鋸電線,每天八小時與巨大的工業風機比鄰,馬生的吃飯時間也不能倖免。有關外判制度的缺陷,他深有體會:做工程的工人有佩戴公司發的耳塞,自己這間外判公司什麼也沒交代。向公司反映,公司先是不讓馬生接活,後來甚至拖欠人工。馬生指,現在坐地鐵耳朵都會痛,需要戴耳塞才能在地鐵上呆長一點;然而醫生說,不管你痛不痛,只要聽得到,就不算職業性失聰,不是法定職業病範圍。馬生形容,香港的法例十分落後,五十年代至今都沒有改善。而更令他不忿的是,當他向勞工處申討,發現他們也非常清楚法例的漏洞,卻沒有人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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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時,台上發言者質問政府還要多少人死才會正視工傷問題,小麗在台下指著場刊的「工殤」二字連連點頭:「真係會死人㗎!」受傷的是個男人,家有兒女,老婆又沒有工作,怎麼活?小麗有點激動。「其實我嗰陣時都就嚟死,真係㗎。」一個下雨天的晚上,當時身職停車場保安員的小麗為了向人指路,一踏出休息間就滑到了,傷了頸、背和腿。起身時見還能走,以為並無大礙便沒叫救護車、也沒去看醫生。接下來的六個小時便是煎熬的開始:每個摔到的部位開始痛起來,晚上痛得根本睡不著,很想死。「唔係一晚訓唔著喎,係晚晚訓唔著喎,兩年啊!」看了醫生,公司不賠,自己又上不了班,很無助,體重從160磅跌到120。她說那時幸虧有工權會的姑娘支持,一起和公司爭取賠償,才撐了下來。

在家養傷的日子,老公的責罵是一把把灑在小麗身上的鹽。沒法工作,兒子還在讀大學,只能靠老公的一點薪水度日。但老公打散工,收入很不穩定。向他拿錢,總是千百個不情願;人不舒服總會埋怨,但到底有多痛,要怎樣才讓別人理解?看起來沒破沒爛(小麗立即折起褲腳:其實我菠蘿蓋嗰度睇到㗎,腫咗一大舊),老公便嫌她煩,還怪她一天在家也不做好家務。「我都已經好辛苦,但佢好似一啲都唔識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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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工傷,很多人馬上想起地盤工人。上台發言的麗麗:「其實我係一個文職。」每天打字八至九個小時,重複性的動作令她的上手臂突然僵硬,才知道患了職業病。公司不承認工傷,「即刻斷糧」;看見她鋼琴八級的履歷,甚至稱她是因為彈鋼琴而傷到的。除此之外,保險公司派私家偵探跟蹤麗麗也讓她心力交瘁。四年的復康過程,她形容是永久的創傷,再多的錢也無法彌補。(按:現時受法例保障的職業病是《僱員補償條例》附表二中列明的類別,但其中很多還是香港工廠時期所衍生的傷病,我們常聽到的、尤其是從事服務行業所造成的勞損、退化並不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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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勞工團體,參加集會的還有亞洲專訊研究中心(Asian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他們一行五人(連同小妹妹),分別來自印尼、印度和美國。AMRC在亞洲有超過14個分部,關注各地的勞工議題。來自印度的Omana George主要負責職業安全和健康的範疇,尤其是過勞死(Karoshi)的問題。她指出,隨著日本工人過勞死的狀況在新聞上曝光,大家開始有一些概念,但在工時超長的東南亞地區和香港,過勞似乎仍得不到正視。Omana對現場展示的打卡紙板感興趣,經過翻譯,她對於香港工人的工時狀況感到擔憂:「特別是巴士司機,實在是太危險了。」AMRC與工權會合作拍攝一系列短片,涵蓋五個國家、五個不同工種的過勞情況,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影片將於今年九月在南韓舉行的兩年一度AMRC大會上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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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尾聲,現場人士逐一向工傷死難者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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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0190430 棚仔遞信行動

借用深水埗小學鷄的文字分享:
//我都不知道用「迷茫」和「不知所措」去形容小販的心情,是不是最準確。只是已經不只一次聽到他們話「個鐘壞咗啊,唔換啦,都唔知幾時要走」、「唔入貨啦,都唔知幾時要走」、「棚頂布帳舊了漏水,唔換新啦,搵膠板頂住先啦,都唔知幾時走」…

由2015年開始,他們叫「要與高永文對話」,到今時今日他們已經係搵陳肇始啦…政府都換了代…
雖則政府一日唔郁,就一日可以做住先…但依家真係半天吊,小販完全計劃唔到未來,咁落去都唔係好事…//

影片製作:社區互助發展行動、影行者

——–相關連結———

[20190430 棚仔請願信全文] (全篇都係小販自己寫架!! ❤ )

[20190430相片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