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半斤八兩–工人之聲’ Category

轉載|2018年工傷及職安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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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業傷亡權益會

根據勞工處數字,2018上半年一共發生16811宗工傷意外,其中106人死亡(截至11月,共192宗死亡)。而經媒體報導的有52宗(全年),本會跟進則有54宗(全年)。201811日至今,一共發生20多宗致命工業意外,其中15宗為建造業。

值得注意的是,本港每年均有超過200宗致命職業意外,工業和建造業約30宗。而我們通常把焦點放在此類意外上,卻忽視了其餘一百多位其他行業在工作期間失去生命的工友。2018年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工傷及職業安全大事?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

工傷大事回顧

一.意想不到的危險工作環境

928日,落馬洲車輛管制站,67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女工在皇巴站對開工作期間,被一輛中型貨車撞倒及輾過,重傷昏迷,最終不治。涉事貨車不顧而去。意外揭露危險惡劣之工作環境。工人需要在車輛頻繁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範圍非常大,涉及多條行車線,相當危險。意外後,家屬寫了篇文章,表達無助和需要真相的感受。

930日,米埔,一名50歲工人清除海桑期間被淤泥啜腳遇溺死亡。死者太太指丈夫經常轉換工作地點,而且全都是些有山有水的戶外地方,事件曝露了部分園藝業工作的危險,工作環境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1015日,石鼓洲,兩名工程潛水員乘小艇出海工作,其中一人潛入海裡,身上與小艇由一條聯絡繩接駁。期間小艇被風吹離浮標位置。船家自行開動引擎,槳葉割斷聯繫繩,潛水員失踪。水警及消防員發現人體手臂,三日後失踪的潛水員遺體終被尋回。

本會立場

本會認為,在任何工作環境,僱主均有必要進行安全評估,作相應措施,確保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落馬洲口岸清潔工意外,工作環境涉及多條行車線,車流頻繁,對工人性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僱主必須採取措施減少意外,例如工作期間增加雪糕筒等路障,提高司機警覺;又或垃圾桶放在兩邊馬路旁,防止工人穿越行車線倒垃圾;又或車流繁忙時間應避免行車線上進行工作等等。而米埔園藝工人清理海桑出事,本會要求僱主必須提供個人防護裝備和安全培訓。而潛水員事故反映依賴聯絡繩求生方法兒嬉,並不能保障潛水員安全。本會認為相關政府部門必須公布調查結果,及公開改善措施,才能杜絕同類意外!

二.工作期間猝死個案持續

今年經媒體報導及本會收集的工作期間猝死個案有16宗,當中可能涉及『過勞』情況,不過勞工處曾於非官方場合稱每年有7080人工作期間死亡,但是否涉及過勞則沒有作出相關分析和研究。而處長於 20161220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內表示將就工作過勞應否及如何認證為職業傷亡展開研究調查唯歸因相關個案並不會主動呈報勞工處調查及研究工作難度極大預計需時經年!至今已經兩年,仍未見勞工處就過勞研究公佈任何新的進展。

本會立場

日本及台灣等與本港工作情景相近的國家地區,已將「過勞死」認定為工傷殉職,日本更有法例列明對因過勞而促使工人自殺予以賠償。本港工時過高、工作壓力過大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補償條例落後,使過勞患病、死亡或自殺的僱員得不到保障,絕對有修例的必要。

查閱勞工處統計數字,只有非常簡單的資料,公眾無法得知具體個案。傳媒的資料有限,本會也依賴傳媒的報導才知悉意外發生,前往跟進。如開首所引述的數字。勞工處指2018年上半年發生16811宗工傷意外,其中106人死亡。而傳媒及本會所收集的全年個案都不過相等於勞工處半年數字的一半。其餘個案的具體,我們無從得知。本會要求勞工處主動披露所有職業傷亡個案情況,並上載網頁,讓公眾可公開查閱。

三.嚴重工傷事故竟不打999

1110日的紅磡都會海逸酒店,有工人在吊船上工作時墮樓重傷,但意外後懷疑有人未有即時致電999報警,只是致電消防救護總台召喚救護車到場,傷者最終送院搶救後不治。同類型情況發生在37日的赤鱲角機場,一名男工人在超級一號貨站工作期間,疑被重物夾住,工友發現他時已陷昏迷。受傷男工人被送到北大嶼山醫院,惟搶救後終證實不治。據媒體報導,事主被夾在一個空運貨箱與一幢鋼門之間,登時傷重昏迷。而事發負責人後並非致電999報案,而是直接致電消防處求助召喚救護車。事主被送院後,經檢查懷疑有被重物壓過的傷痕,醫護人員遂通知駐院警察通報上級,並由警方介入,列作「工業意外」調查,因而「案發時間」有所延誤。

本會立場

若發現有人意外受重傷卻拒打999、只是致電救護總台召喚救護車,救護員到場評估情況後才再要求警方調查或消防增援,有可能延誤搶救的黃金時機,做法不可取。本會亦時常收到工友投訴,指其受傷後由僱主或上司直接駕車送往私家醫院診治。有工友更說私家醫生表示其傷勢非常危急,可能過不了當晚,直接在診所打999送急症室,最後,幸好拾回一命。此類個案多數發生在建造業上,情況亦常見。本會進一步指出,倘若有人以為不打999報案,甚至自行將工友送交醫院了事,企圖刻意迴避事件曝光和被調查,誠屬徒勞,亦危害傷者的生命安全。

四.工作間暴力事故不可忽視

85日,沙田濾水廠,兩名保安員懷疑因公事發生暴力事件,其中一名保安員被砍死。意外反映工作場所的暴力事故情況,大眾一般會將這類事故歸咎為個人爭執,死傷者或難以得到《僱員補償條例》保障。

本會立場

我們要深究此些爭執是否與工作有關。如果有關,就必須以工傷事故向勞工處呈報及按法例程序處理。本會一直以來處理不少保安員的工傷個案,工作場所暴力是其中一個常見的工傷類型,多數被客人或管理範圍內的人襲擊居多。僱主應加強僱員應付工作間暴力事件的培訓。

五.港珠澳大橋之殤

10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政府以偉大的大橋工程為傲,卻對因建造大橋而犧牲的工友隻字不提。大橋香港段工程自2011年展開以來,在港殉職工友有11位,連同香港段以外工程的9位工友,一共有20名工人喪生,受傷數字更無公開。

本會立場

本會及關注職業安全的各團體發起【我們不會忘記!— 港珠澳大橋殉職工人悼念活動】,1019日前往港珠澳大橋其中一個橋墩位置進行悼念儀式。為向工人的尊嚴工作致敬,本會一直倡議,為殉職工人豎立紀念碑,以表敬意。當權者卻一直認為建碑是負面的事而拒絕,可見他們既無同理心,亦鮮有接受慘痛教訓的氣量。本會為此發起聯署運動,至今已經超過1000人參加,人數仍在持續增加,反映香港市民希望表達對工人的尊重。

六.機場上落班途中僱員車禍

1130日凌晨,長青公路一架旅遊巴撞及一輛的士。的士司機及旅遊巴上4名前往機場上班的乘客不幸身亡,受傷人數超過30人。134日,一男一女僱員分別在上、落班途中遇交通意外而亡。事件再次揭露現行法例上下班途中僱員遇意外無保障的苦況。意外後除了國泰表明其僱員可得到工傷補償外,其他公司均無公開表態。而本會收到一些公司的僱員求助,指公司表示意外按照法例不屬於工傷,不會得到《僱員補償條例》保障,工友感到十分無奈和不公。

本會立場

縱觀其他地區,如日本、南韓、台灣等,早已立法保障上下班途中遭意外的僱員;中國廣州市更在2011年擴大上落班途中的工傷保障範圍至踏單車上落班的意外。反觀香港,《僱員補償條例》超過65年,卻仍未見修正。本會多年來均爭取修例,保障工友及家屬權益。為此,本會發起了網上聯署運動,至今收到逾20個團體聯署及接近300名市民的簽名支持。聯署運動仍在進行當中,在此呼籲各方關注人士繼續團結發聲,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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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政策大事回顧

七.提高職安健罰則現曙光

717日,勞工處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方向性建議,提出增加職安健條例的最高罰則,揭示歷來違反職業安全條例刑罰過低問題。此外,政府又提出極嚴重工傷事故的罰款額和被告公司營業額掛勾,本會歡迎任何提高刑罰的建議。不過,由勞工處上述建議提出至今,已經超過150日,我們仍然只聞樓梯響。而近日傳真社追蹤報導,更揭露出部份被告公司屢次再犯同一項的罪行的罰款,不但不會隨之有明顯上升,甚至不升反跌。我們不禁需要質疑,政府到底有沒有做好把關?為何犯案累累的承建商仍可承接公務工程?

本會立場

刑罰過低等同縱容違例僱主,也減少僱主投放資源改善職安的動力。本會建議大幅提高刑罰,罰款金額需和被告公司營業額或整體工程費掛勾,以高者為準。重犯者重罰。發展商也需要為違例負責。

八.電子平台舉報不安全工作情況

3月份,網上流傳一個兩名男工站在一寫字樓高層單位外清潔幕牆的片段,工人身上雖有穿著安全帶,但卻未見有扣在獨立救生繩或固定點上,看得人膽戰心驚。91日,一張在網上流傳的海怡半島外牆清潔相片,引發眾怒。海怡半島管理公司,以及外判商莊臣有限公司,竟在惡劣的天氣環境下,安排工友以30呎(約10米)長的三摺直梯,爬上天井進行工作。工友身上完全沒有任何安全裝備,還要背負一個大大的黑色垃圾袋。現場亦無圍封,只有一位工友幫忙扶梯,情況十分危險。

本會立場

以上兩個事件均反映安全工作平台和防墮裝置的必要性,危險的工作行為時常發生在身邊,公眾監察後舉報,使其曝光,有助逼令僱主僱員改善安全。本會從六年前開始,已要求勞工處建立 WhatsApp 即時舉報不安全工作行為。1010日,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推出新指引及設立網上平台,讓僱員可利用流動電子裝置舉報不安全工作環境,以便勞工處迅速跟進。本來遲到好過無到!可惜特首提出至今,已經超過10星期,仍然未見下聞。本會必將密切監察政府實施網上平台的進度,以防政府走數。

九.颱風暴雨下之停工機制

916日,近年最嚴重的山竹颱風,以及第二天上班日的交通大混亂,引發市民關注惡劣天氣下的停工安排。香港至今沒有惡劣天氣停工安排的政策,只有不具法律效力的指引,天文台被迫承受是否停工的政治壓力。

本會立場

本會認為,一切應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政府應仿效臨近的深圳市以及其他國家,設立評估機制,在惡劣天氣來臨前宣布,除非常必要的應急服務外,實施全港停工,確保市民停留在安全地方避風避災。此外,惡劣天氣情況下,本會也呼籲市民不要叫外賣,減少僱員暴露危險環境下發生意外的風險。

政策倡議

十.要求設立職業傷病者復能復職基金

619日,在本會及各勞工團體爭取下,政府事隔十多年再度把受傷僱員的復康服務擺上人力政策,立法會為此舉辦公聽會。至89日,本會有份發起的「要求設立職業傷病復康基金聯席會議」成立,進一步向政府施壓,要求設立新的法定機構,以復康為本,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及轉介,漸進式重返工作。

本會立場

本會倡議由官方牽頭,成立職業傷病者復能復職基金,由勞保徵款。以專業中立的個案管理員及早介入,協調各醫療專業,跟進復康支援。此為第一步。長遠來說,復工是同樣重要的問題,在完全沒有復工政策情況下,導致僱主僱員關係破裂,工傷人士難以重新就業。必須透過立法,規定僱主為康復的僱員提供適當的工作崗位或協助僱員轉行。現時,此外,本會認為最終的目標是成立「僱員中央補償基金」,處理補償問題,解決現時常出現保險公司或僱主利用法例漏洞,隨便質疑工傷事實,而拖欠工傷病假錢,甚至濫用訴訟程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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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語言,溝通及移住的分享交流(姚偉彤引談)

freakiyosharing-page-001
日期: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
地點:流動共學課室
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3樓
分享將主要以廣東話進行

一切都在草媒實習計劃開始。在與印尼移民家務工姊妹溝通時,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之間溝通的深度,完全依賴她們掌握廣東話或英文的能力。我想,僱主與她們的溝通,也定必相似。我好奇,操用不流利的語言作日常溝通,是如何影響她們工作和生活的經驗?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學習語言就是承擔了溝通的責任。一直以來都是由移工姊妹學習老闆的語言,承擔起與老闆溝通的責任。
對印尼移工來說,如果老闆聽得明印尼文,她們會跟老闆講咩?
Sharing and exchange on languages, communications and migrations
(by freakiyo)
Date: 21 October 2018 (Sun)
Time: 11:00 a.m. – 1:00 p.m.
Venue: Mobile Co-Learning Classroom
13/F, Foo Tak Building, 365-367 Hennessy Road, Wanchai
Sharing shall mainly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It all began with the grassroots media action project. Whil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 could
profoundly feel that the depth of our communication were really in debt
to their ability to master Cantonese or English. I thought, the same
must also apply with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employers. I was
curious with how does the requirement to used a language that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as the means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ffects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experiences?

Language is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learning a language i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re always the ones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by
learning the employers’ languages.

If their employers understand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what would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ay to them?
Berbagi dan bertukar bahasa, komunikasi, dan migrasi
(oleh freakiyo)
Tanggal: 21 Oktober 2018 (Matahari)
Waktu: 11:00 pagi – 1:00 malam
Tempat: Kelas Pembelajaran Ko-Belajar Seluler
13 / F, Foo Tak Building, 365-367 Hennessy Road, Wanchai
Berbagi terutama akan dilakukan dalam bahasa Kanton

Semuanya dimulai dengan proyek aksi media akar rumput. Ketika
berkomunikasi dengan pekerja rumah tangga migran Indonesia, saya dapat
merasakan bahwa kedalaman komunikasi kami benar-benar berhutang kepada
kemampuan mereka untuk menguasai bahasa Kanton atau Inggris. Saya pikir,
hal yang sama juga harus berlaku dengan komunikasi mereka dengan majikan
mereka. Saya penasaran dengan bagaimana persyaratan untuk menggunakan
bahasa yang tidak mereka kenal sebagai sarana komunikasi sehari-hari
mempengaruhi kehidupan dan pengalaman kerja mereka?

Bahasa adalah sarana komunikasi, belajar bahasa adalah memikul tanggung
jawab untuk komunikasi yang efektif.

Jika majikan Anda mengerti bahasa Indonesia, apa yang akan Anda katakan
kepadanya?

轉載|探討套房/板間房水電費超收調查發佈

轉自: 社區互助發展行動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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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食環署清潔工發動罷工 抗議食環署苛刻老工友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

過百食環署清潔工發動罷工 抗議食環署苛刻老工友.png
今早(編按:即8月6日) ,過百食環署清潔工發動罷工,抗議食環署施壓,逼外判商懲處、解僱老工友。

在場觀塘區立高轄下清潔工友,來自多個不同工作地區,包括來自三家村、同仁街、瑞和街、月華街、牛頭角、基然里、定富街、油塘等等。有工友指,最近工作時,「白衫」上司不准他們飲食,連飲水都被催促。據悉,食環署連日來向外判商施壓,要針對年老工友,作出懲罰甚至解僱。

罷工工友在觀塘瑞和街市政大廈外聚集,要求食環署給出一個交代,當中有六個工友已超過七十歲。據悉,連受指令的外判商都對食環署的命令不滿。

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聯同女工會清潔工人職工會(下稱兩工會)表示,罷工六小時後,食環署作出妥協,願意就多項嚴苛安排,包括飲食、接收投訴的處理時間、反光衣、指定時間簽到等問題作出讓步。

兩工會將密切接觸工友,接續幾日觀察安排是否合理,了解改善安排,並會繼續約見食環署。

兩工會對食環署今早未有邀請工會參與會議表示非常遺憾,反映署方未有誠意聆聽最前線工友工作的困難, 兩工會將會約見署方,要求署方改善制度上疆化的條文,以及保障工友職業安全,避免倒餿水清泥頭的工作落在清潔工身上。

圖片來自: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轉載|UGC削資,你我都唔知?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文:余真

大學文件工作越來越多,聘用越來越零散,每個部門都工作得喘不過氣來,大學整體氣氛緊張,各級矛盾增加,到底罪魁禍首是誰,問題出在哪裏?員工總會前任會長吳曉真Emily隨家庭旅居海外,卻未有忘記大學的憂患,最近在《明報》連續撰文兩篇,指出這些問題的源頭在教資會(UGC)的撥款政策和操控。

我們在大學工作一般見到的是大學資源愈見充裕,Emily卻直指教資會自2004年起沒有停止過削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原因是UGC削減的是核心撥款(block grant),增加的資源卻在各式各樣林林總總的專款專用項目(earmarked grant),即我們常說的project-based是也。這些項目資助期短,直接影響聘約零散化,兼且令大學難作長遠和全盤的規劃。UGC又透過競逐和表現掛鈎的賞罰機制迫使八大互相競爭。

Emily的文章提供了以下數據:

  • 2003/04年八大撥款佔政府開支6%,至今數字下跌至4.2%–4.5%(已包括各式project-based funding)
  • 2003/04年八大經常性撥款(recurrent grant)為115億,至2016/17年增加至190億,但扣除通脹後實際增長為28%,而此期間因三改四,單本科生學生人數就已增加三成。
  • 最明顯的是學生成本單位(unit cost):2003/04年UGC平均每個學生資助21萬,2016/17年是26萬,扣除累積通脹,資助只及2003/04年的87%。(大家可能會記得,三改四下,新增一年的撥款只是原有撥款的65%。)

收入來源零碎化、賞罰/競爭機制和其他教資會「素質管理」QC制度,已在大學造成許多惡果。文章進一步審視UGC的組成,質疑到底UGC有何資格作這種種監察和操控: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磨擦……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Emily最後在文章提出:

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做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賬,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每天面對教資會惡果的我們實在同意不過。不知八大管理層是否願意與我們攜手爭取,為仿佛走火入魔的教資會懸崖勒馬? Emily兩篇文章資料翔實,分析仔細。想深入了解UGC撥款機制如何影響我們的大學教育與工作,請讀全文。

〈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 bit.ly/2KPrDby。(讀全文須為《明報》電子報訂戶,或登入圖書館Wisenews。)
〈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bit.ly/2Kws3ms


下圖由Emily為本會提供

轉載|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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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中大有多少兼職教學人員?大學每年公佈的資料只有全職教學人員數字,沒有兼職。[ 1] 我們先後透過立法會議員向教資會及教育局索取數據,可惜數字似乎並不全面。[ 2] 這為數不少的兼職教師到底面對什麼困難?有些可能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

困難一:看似時薪高,收入其實不穩

中大的兼職講師時薪分4 級,由$690至$1,505不等,視乎資歷與課程而定,譬如MA課程會高些。然而一般年輕講師剛入職大概只拿最低時薪,因此一科3課時的課約$27,000。若要維持每月3萬元收入,每學期便要教6科,暑假也要有書教才行。而且還真要有那麼多課可兼。問一下同行就知道,一學期6科,根本超出常人所限。太多課兼顧不了,太少又不夠生活,兼職同事在教學外往往還要靠其他工作收入,生活疲於奔命。

困難二:到處兼課,科目年年不同

收入要夠生活,便要在不同部門、院校兼課,而且因為代課,缺什麼就得教什麼,科目各個學期不同,辛辛苦苦備好的課,可能只教一學期。於是時時在備新課,內容與經驗都無法累積,直接影響教學質素。

困難三:很遲通知,備課倉卒

有些選修科或自資課程,要收生夠才能開,常常是開學前才能確定;有些兼課空缺也非常臨時,沒有足夠時間備課,直接影響教學。

困難四:今日唔知聽日事

兼課逐科計,即使半年合約,還是不停要為下一學期張羅,年年如是,永恆在找工作,無法做長遠打算。教育局教學生要做好生涯規劃,這些唸了博士的社會精英,畢業後只能當臨時工、斜扛人,30出頭入行,往後30年該如何規劃?

困難五:零福利,零保障

兼職同事除了薪酬和強積金,不享任何福利,醫療開支可以是沉重負擔。

困難六:教學平台與輔助工具各院校大不同

各院校的行政與教學系統越趨電子化,電子教學平台各個不同,收功課與登分系統也不一樣,兼職老師變相要花幾倍時間熟習與適應。

困難七:教學支援少,行政安排不周延

兼職教師往往要一腳踢,教學、行政、IT、聯絡學生一手包辦。往往學期開始合約才生效,一切事前準備工作如借書備課、安排參考用書等都無法做,或要輾轉勞煩學部同事幫忙,非常不方便。開學初期圖書證、電子戶口、影印戶口都沒有;學期末又要在短時間內改好功課與考卷並交分,有同事試過未交分便合約到期,不能登入電子系統使用VeriGuide改功課,也登不了分。

困難八:沒有辦公桌,休息吃飯也沒地方

有些部門甚至沒有兼職老師辦公的地方,上課前做點準備、下課後約見學生也沒地方,有同事要在嶺南運動場見學生。也沒有儲物櫃,比走讀生更漂泊。有老師帶便當,可是進不了茶水房,連放便當與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困難九:沒有歸屬感,工作沒有滿足感

合約短、沒有辦公室、到處兼課等,都讓兼職同事對院校和部門難有歸屬感,對院校或部門的發展無法貢獻更多,也無法與學生建立較深厚關係。沒有同事關係,沒有教學支援群體,兼職同事變成獨行俠與萬能俠,這樣的教學零散化趨勢,對同事與學生都造成不可彌補的壞影響。

老師自救,大學也應自我補救

我們辦兼職教師交流會,發現同事都是生存達人,發展出各種生存策略,如:

  • 發展獨特專長,讓自己有議價能力,不做螺絲釘。有同事是info graphic 達人;有同事熟悉土地議題;
  • 放下身段,不讓學位限制自己;不死守學院,開拓各種可能。有同事帶隊深度歷史文化遊;有同事發展禪修與香薰治療事業。

但是,同事自救不能改變結構缺陷。 有些事是大學可以即時補救的:

  • 彈性處理兼職同事的圖書證、電子平台戶口,讓同事開課前可借書備課,學期結束後有充裕時間改卷、登分;
  • 為同事提供辦公室,起碼可輪流使用辦公桌、儲物櫃;
  • 部門讓同事使用茶水房;
  • 有些部門會額外加鐘數,作為同事見學生、改卷的薪酬,這種良心安排很值得其他部門效法。

團結才有力量,我們歡迎兼職同事加入本會, 爭取合理工作權益。


[1]  2017年6月30日數字:全職教學人員有1623人。

[2] 根據5月23日教育局提供的數字,中大兼職教師有229人,但應未包括自資碩士課程聘請的教師。

鳴謝: 感謝阿啟、阿龍、Celia、小西鼎力相助,出席漂流教師交流會的同事分享寶貴經驗。

轉載|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轉自: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編輯:陳燕遐  資料搜集:王嘉寶

一年前我們得悉在不同大學教書的朋友不約而同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其中有中大的同事,理由都是「部門沒錢」。大學為什機會沒錢請人教書?錢哪裏去了?這些被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的同事正在面對什麼樣的處境與困難?大學教學兼職化、零散化,對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過去一年我們向大學管理層查詢、約見教資會主席、接觸受影響同事,翻查大學及教資會的資料,希望深入了解這教育零散化的狀況。

點解會冇錢?冇錢點算?這要分幾方面來說:

  1. 撥款不足: 學系出現財赤一個主要原因,是教資會大幅削減大學資助,2016–17年度的學生單位成本(unit cost)就比削資前的2003–04減少13%,[ 1] 整體撥款低於通脹,巧婦難為無米炊;
  2. 研究表現久佳,會被懲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隔幾年便會評審大學的研究表現,以決定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研究撥款(R portion)。2014年的評審影響仍在。雖然那是關於大學整體的撥款,然而大學自然有許多方法懲罰表現不佳的部門,扣減經費、凍結戶口等不一而足;
  3. 錢不夠,可以減省誰? 要慳得多,按道理應該減去薪水高的,如教授,但教授不能減,因為要靠他們改善研究表現。於是只好減少講師,能不請就不請,或全職轉兼職;
  4. 錢要用來請人谷數: 曾經有部門聘請講師教書,已經完成面試程序找到合適人選,上到 faculty board被一句回絕:有錢為什麼不請教授?
  5. 課開不夠怎麼辦? 教授薪水隨時是講師的2–3倍,但要主力谷研究,教學數量只及講師1/2甚至1/3。課不夠怎辦?能不開就不開,於是我們常常聽到學生抱怨沒課可選,有時甚至核心科目也差點開不成。

資助碎片化,教學零散化

本會前會長吳曉真上月先後在報章撰文,指出UGC自2004年起,即把部分資助細碎成林林總總的短期計劃資助。[ 2] 教授辛辛苦苦申請了資助,也要有時間做研究,於是這些計劃往往包含聘請代課——請人代課一學期一兩科,或一學年兩三科。這些研究計劃越多,大學短期兼職教師便越多,這是UGC撥款政策做成的惡果。有些部門為了保持行政/財政彈性,也會把本來應該聘請常規全職教師的額度改成兼職聘用。凡此種種,就造成了今日大學教學零散化的局面。

「道義」值幾斤?

論工作不穩定,其實數量佔全體教學人員近60%的一兩年合約講師其實也不遑多讓,最近多家友校才接連爆出大批合約教師不獲續約事件。我們也有受學生歡迎的合約講師,因為部門沒錢不獲續約,而且不是孤例。

2012年大學雙軌收生,需要增聘大量教師,薪水低廉的講師與兼職講師幫了大忙。四年制全面實施,這些同事在教學上也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讓教授職級的同事專心做研究,幫大學爭funding衝排名,另一方面又可維持師生比例及教學質素(師生比例是大學國際排名少數可量度的教學質素指標)。現在部門財赤,又首先向這些好使好用的講師開刀,真是「道義」值幾斤。

教師漂泊,學生受累,最終損害的是大學聲譽

兼職教師工作條件差,對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詳見另文)。按上課時數計薪,就算已包含備課與改卷時間,課外指導學生又如何計算?本期的兩篇會員專訪不約而同提到大學教育中師生關係的重要,如今重研輕教的政策下,教授為前途被迫閉門造紙,兼職教師無現實條件深入了解學生,師生關係疏離。不要說下課後學生找不到人解決學習疑問,就算畢業要找個熟悉自己的老師寫推薦信都難。 近年學生壓力大,中大學生屢有輕生,原因雖然很多,然若師生關係密切一點,或可及時察覺問題,阻止悲劇發生。校長與其事後發信表示沉痛惋惜,能不能切實做點事改善師生關係疏離的現狀?

大學目前的亂象與困境,源頭其實很清楚:一是教資會撥款政策,二是校內不民主的管理制度。前者牽涉的不單是錢,更重要的是教育重視短期利益的思維需要根本改變;後者是越來越中央集權的流弊,校董會、校長、院長集行政、財政大權,決定與資源分配不受監察,學系發展諸多制肘,有理想、有真才實學的人有志難伸。亂源一天不改變,大學教育實在難有明天。


[2] 吳曉真:〈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