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半斤八兩–工人之聲’ Category

就語言,溝通及移住的分享交流(姚偉彤引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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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
地點:流動共學課室
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3樓
分享將主要以廣東話進行

一切都在草媒實習計劃開始。在與印尼移民家務工姊妹溝通時,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之間溝通的深度,完全依賴她們掌握廣東話或英文的能力。我想,僱主與她們的溝通,也定必相似。我好奇,操用不流利的語言作日常溝通,是如何影響她們工作和生活的經驗?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學習語言就是承擔了溝通的責任。一直以來都是由移工姊妹學習老闆的語言,承擔起與老闆溝通的責任。
對印尼移工來說,如果老闆聽得明印尼文,她們會跟老闆講咩?
Sharing and exchange on languages, communications and migrations
(by freakiyo)
Date: 21 October 2018 (Sun)
Time: 11:00 a.m. – 1:00 p.m.
Venue: Mobile Co-Learning Classroom
13/F, Foo Tak Building, 365-367 Hennessy Road, Wanchai
Sharing shall mainly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It all began with the grassroots media action project. Whil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 could
profoundly feel that the depth of our communication were really in debt
to their ability to master Cantonese or English. I thought, the same
must also apply with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employers. I was
curious with how does the requirement to used a language that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as the means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ffects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experiences?

Language is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learning a language i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re always the ones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by
learning the employers’ languages.

If their employers understand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what would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ay to them?
Berbagi dan bertukar bahasa, komunikasi, dan migrasi
(oleh freakiyo)
Tanggal: 21 Oktober 2018 (Matahari)
Waktu: 11:00 pagi – 1:00 malam
Tempat: Kelas Pembelajaran Ko-Belajar Seluler
13 / F, Foo Tak Building, 365-367 Hennessy Road, Wanchai
Berbagi terutama akan dilakukan dalam bahasa Kanton

Semuanya dimulai dengan proyek aksi media akar rumput. Ketika
berkomunikasi dengan pekerja rumah tangga migran Indonesia, saya dapat
merasakan bahwa kedalaman komunikasi kami benar-benar berhutang kepada
kemampuan mereka untuk menguasai bahasa Kanton atau Inggris. Saya pikir,
hal yang sama juga harus berlaku dengan komunikasi mereka dengan majikan
mereka. Saya penasaran dengan bagaimana persyaratan untuk menggunakan
bahasa yang tidak mereka kenal sebagai sarana komunikasi sehari-hari
mempengaruhi kehidupan dan pengalaman kerja mereka?

Bahasa adalah sarana komunikasi, belajar bahasa adalah memikul tanggung
jawab untuk komunikasi yang efektif.

Jika majikan Anda mengerti bahasa Indonesia, apa yang akan Anda katakan
kepad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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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探討套房/板間房水電費超收調查發佈

轉自: 社區互助發展行動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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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食環署清潔工發動罷工 抗議食環署苛刻老工友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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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編按:即8月6日) ,過百食環署清潔工發動罷工,抗議食環署施壓,逼外判商懲處、解僱老工友。

在場觀塘區立高轄下清潔工友,來自多個不同工作地區,包括來自三家村、同仁街、瑞和街、月華街、牛頭角、基然里、定富街、油塘等等。有工友指,最近工作時,「白衫」上司不准他們飲食,連飲水都被催促。據悉,食環署連日來向外判商施壓,要針對年老工友,作出懲罰甚至解僱。

罷工工友在觀塘瑞和街市政大廈外聚集,要求食環署給出一個交代,當中有六個工友已超過七十歲。據悉,連受指令的外判商都對食環署的命令不滿。

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聯同女工會清潔工人職工會(下稱兩工會)表示,罷工六小時後,食環署作出妥協,願意就多項嚴苛安排,包括飲食、接收投訴的處理時間、反光衣、指定時間簽到等問題作出讓步。

兩工會將密切接觸工友,接續幾日觀察安排是否合理,了解改善安排,並會繼續約見食環署。

兩工會對食環署今早未有邀請工會參與會議表示非常遺憾,反映署方未有誠意聆聽最前線工友工作的困難, 兩工會將會約見署方,要求署方改善制度上疆化的條文,以及保障工友職業安全,避免倒餿水清泥頭的工作落在清潔工身上。

圖片來自: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轉載|UGC削資,你我都唔知?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文:余真

大學文件工作越來越多,聘用越來越零散,每個部門都工作得喘不過氣來,大學整體氣氛緊張,各級矛盾增加,到底罪魁禍首是誰,問題出在哪裏?員工總會前任會長吳曉真Emily隨家庭旅居海外,卻未有忘記大學的憂患,最近在《明報》連續撰文兩篇,指出這些問題的源頭在教資會(UGC)的撥款政策和操控。

我們在大學工作一般見到的是大學資源愈見充裕,Emily卻直指教資會自2004年起沒有停止過削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原因是UGC削減的是核心撥款(block grant),增加的資源卻在各式各樣林林總總的專款專用項目(earmarked grant),即我們常說的project-based是也。這些項目資助期短,直接影響聘約零散化,兼且令大學難作長遠和全盤的規劃。UGC又透過競逐和表現掛鈎的賞罰機制迫使八大互相競爭。

Emily的文章提供了以下數據:

  • 2003/04年八大撥款佔政府開支6%,至今數字下跌至4.2%–4.5%(已包括各式project-based funding)
  • 2003/04年八大經常性撥款(recurrent grant)為115億,至2016/17年增加至190億,但扣除通脹後實際增長為28%,而此期間因三改四,單本科生學生人數就已增加三成。
  • 最明顯的是學生成本單位(unit cost):2003/04年UGC平均每個學生資助21萬,2016/17年是26萬,扣除累積通脹,資助只及2003/04年的87%。(大家可能會記得,三改四下,新增一年的撥款只是原有撥款的65%。)

收入來源零碎化、賞罰/競爭機制和其他教資會「素質管理」QC制度,已在大學造成許多惡果。文章進一步審視UGC的組成,質疑到底UGC有何資格作這種種監察和操控:

這些嚴格精細的檢查從來沒有交代過的,是教資會的工作是否有效促進了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部門和教研人員難作長期規劃,人才朝不保夕,大量文件工作消耗了院校能量。沉重的評核和競逐壓力一層層下達至每一個教員身上,造成各級之間大量磨擦……老師與管理層缺乏互信……合作更是困難。這些大概不是能造就蓬勃創意、讓學者專心鑽研學問、學子快樂學習的環境。

Emily最後在文章提出:

我們是否也應全盤檢視多年累積下來過分嚴密的管束措施對大學教育做成的傷害,以至跟教資會算算賬,檢討其角色,為大學適度鬆綁,讓大學重建健康的教研環境?

每天面對教資會惡果的我們實在同意不過。不知八大管理層是否願意與我們攜手爭取,為仿佛走火入魔的教資會懸崖勒馬? Emily兩篇文章資料翔實,分析仔細。想深入了解UGC撥款機制如何影響我們的大學教育與工作,請讀全文。

〈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 bit.ly/2KPrDby。(讀全文須為《明報》電子報訂戶,或登入圖書館Wisenews。)
〈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bit.ly/2Kws3ms


下圖由Emily為本會提供

轉載|兼職教師困難知多少?

轉自: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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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中大有多少兼職教學人員?大學每年公佈的資料只有全職教學人員數字,沒有兼職。[ 1] 我們先後透過立法會議員向教資會及教育局索取數據,可惜數字似乎並不全面。[ 2] 這為數不少的兼職教師到底面對什麼困難?有些可能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

困難一:看似時薪高,收入其實不穩

中大的兼職講師時薪分4 級,由$690至$1,505不等,視乎資歷與課程而定,譬如MA課程會高些。然而一般年輕講師剛入職大概只拿最低時薪,因此一科3課時的課約$27,000。若要維持每月3萬元收入,每學期便要教6科,暑假也要有書教才行。而且還真要有那麼多課可兼。問一下同行就知道,一學期6科,根本超出常人所限。太多課兼顧不了,太少又不夠生活,兼職同事在教學外往往還要靠其他工作收入,生活疲於奔命。

困難二:到處兼課,科目年年不同

收入要夠生活,便要在不同部門、院校兼課,而且因為代課,缺什麼就得教什麼,科目各個學期不同,辛辛苦苦備好的課,可能只教一學期。於是時時在備新課,內容與經驗都無法累積,直接影響教學質素。

困難三:很遲通知,備課倉卒

有些選修科或自資課程,要收生夠才能開,常常是開學前才能確定;有些兼課空缺也非常臨時,沒有足夠時間備課,直接影響教學。

困難四:今日唔知聽日事

兼課逐科計,即使半年合約,還是不停要為下一學期張羅,年年如是,永恆在找工作,無法做長遠打算。教育局教學生要做好生涯規劃,這些唸了博士的社會精英,畢業後只能當臨時工、斜扛人,30出頭入行,往後30年該如何規劃?

困難五:零福利,零保障

兼職同事除了薪酬和強積金,不享任何福利,醫療開支可以是沉重負擔。

困難六:教學平台與輔助工具各院校大不同

各院校的行政與教學系統越趨電子化,電子教學平台各個不同,收功課與登分系統也不一樣,兼職老師變相要花幾倍時間熟習與適應。

困難七:教學支援少,行政安排不周延

兼職教師往往要一腳踢,教學、行政、IT、聯絡學生一手包辦。往往學期開始合約才生效,一切事前準備工作如借書備課、安排參考用書等都無法做,或要輾轉勞煩學部同事幫忙,非常不方便。開學初期圖書證、電子戶口、影印戶口都沒有;學期末又要在短時間內改好功課與考卷並交分,有同事試過未交分便合約到期,不能登入電子系統使用VeriGuide改功課,也登不了分。

困難八:沒有辦公桌,休息吃飯也沒地方

有些部門甚至沒有兼職老師辦公的地方,上課前做點準備、下課後約見學生也沒地方,有同事要在嶺南運動場見學生。也沒有儲物櫃,比走讀生更漂泊。有老師帶便當,可是進不了茶水房,連放便當與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困難九:沒有歸屬感,工作沒有滿足感

合約短、沒有辦公室、到處兼課等,都讓兼職同事對院校和部門難有歸屬感,對院校或部門的發展無法貢獻更多,也無法與學生建立較深厚關係。沒有同事關係,沒有教學支援群體,兼職同事變成獨行俠與萬能俠,這樣的教學零散化趨勢,對同事與學生都造成不可彌補的壞影響。

老師自救,大學也應自我補救

我們辦兼職教師交流會,發現同事都是生存達人,發展出各種生存策略,如:

  • 發展獨特專長,讓自己有議價能力,不做螺絲釘。有同事是info graphic 達人;有同事熟悉土地議題;
  • 放下身段,不讓學位限制自己;不死守學院,開拓各種可能。有同事帶隊深度歷史文化遊;有同事發展禪修與香薰治療事業。

但是,同事自救不能改變結構缺陷。 有些事是大學可以即時補救的:

  • 彈性處理兼職同事的圖書證、電子平台戶口,讓同事開課前可借書備課,學期結束後有充裕時間改卷、登分;
  • 為同事提供辦公室,起碼可輪流使用辦公桌、儲物櫃;
  • 部門讓同事使用茶水房;
  • 有些部門會額外加鐘數,作為同事見學生、改卷的薪酬,這種良心安排很值得其他部門效法。

團結才有力量,我們歡迎兼職同事加入本會, 爭取合理工作權益。


[1]  2017年6月30日數字:全職教學人員有1623人。

[2] 根據5月23日教育局提供的數字,中大兼職教師有229人,但應未包括自資碩士課程聘請的教師。

鳴謝: 感謝阿啟、阿龍、Celia、小西鼎力相助,出席漂流教師交流會的同事分享寶貴經驗。

轉載|零散化的大學教育

轉自: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編輯:陳燕遐  資料搜集:王嘉寶

一年前我們得悉在不同大學教書的朋友不約而同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其中有中大的同事,理由都是「部門沒錢」。大學為什機會沒錢請人教書?錢哪裏去了?這些被迫轉兼職或不獲續約的同事正在面對什麼樣的處境與困難?大學教學兼職化、零散化,對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過去一年我們向大學管理層查詢、約見教資會主席、接觸受影響同事,翻查大學及教資會的資料,希望深入了解這教育零散化的狀況。

點解會冇錢?冇錢點算?這要分幾方面來說:

  1. 撥款不足: 學系出現財赤一個主要原因,是教資會大幅削減大學資助,2016–17年度的學生單位成本(unit cost)就比削資前的2003–04減少13%,[ 1] 整體撥款低於通脹,巧婦難為無米炊;
  2. 研究表現久佳,會被懲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隔幾年便會評審大學的研究表現,以決定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研究撥款(R portion)。2014年的評審影響仍在。雖然那是關於大學整體的撥款,然而大學自然有許多方法懲罰表現不佳的部門,扣減經費、凍結戶口等不一而足;
  3. 錢不夠,可以減省誰? 要慳得多,按道理應該減去薪水高的,如教授,但教授不能減,因為要靠他們改善研究表現。於是只好減少講師,能不請就不請,或全職轉兼職;
  4. 錢要用來請人谷數: 曾經有部門聘請講師教書,已經完成面試程序找到合適人選,上到 faculty board被一句回絕:有錢為什麼不請教授?
  5. 課開不夠怎麼辦? 教授薪水隨時是講師的2–3倍,但要主力谷研究,教學數量只及講師1/2甚至1/3。課不夠怎辦?能不開就不開,於是我們常常聽到學生抱怨沒課可選,有時甚至核心科目也差點開不成。

資助碎片化,教學零散化

本會前會長吳曉真上月先後在報章撰文,指出UGC自2004年起,即把部分資助細碎成林林總總的短期計劃資助。[ 2] 教授辛辛苦苦申請了資助,也要有時間做研究,於是這些計劃往往包含聘請代課——請人代課一學期一兩科,或一學年兩三科。這些研究計劃越多,大學短期兼職教師便越多,這是UGC撥款政策做成的惡果。有些部門為了保持行政/財政彈性,也會把本來應該聘請常規全職教師的額度改成兼職聘用。凡此種種,就造成了今日大學教學零散化的局面。

「道義」值幾斤?

論工作不穩定,其實數量佔全體教學人員近60%的一兩年合約講師其實也不遑多讓,最近多家友校才接連爆出大批合約教師不獲續約事件。我們也有受學生歡迎的合約講師,因為部門沒錢不獲續約,而且不是孤例。

2012年大學雙軌收生,需要增聘大量教師,薪水低廉的講師與兼職講師幫了大忙。四年制全面實施,這些同事在教學上也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讓教授職級的同事專心做研究,幫大學爭funding衝排名,另一方面又可維持師生比例及教學質素(師生比例是大學國際排名少數可量度的教學質素指標)。現在部門財赤,又首先向這些好使好用的講師開刀,真是「道義」值幾斤。

教師漂泊,學生受累,最終損害的是大學聲譽

兼職教師工作條件差,對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詳見另文)。按上課時數計薪,就算已包含備課與改卷時間,課外指導學生又如何計算?本期的兩篇會員專訪不約而同提到大學教育中師生關係的重要,如今重研輕教的政策下,教授為前途被迫閉門造紙,兼職教師無現實條件深入了解學生,師生關係疏離。不要說下課後學生找不到人解決學習疑問,就算畢業要找個熟悉自己的老師寫推薦信都難。 近年學生壓力大,中大學生屢有輕生,原因雖然很多,然若師生關係密切一點,或可及時察覺問題,阻止悲劇發生。校長與其事後發信表示沉痛惋惜,能不能切實做點事改善師生關係疏離的現狀?

大學目前的亂象與困境,源頭其實很清楚:一是教資會撥款政策,二是校內不民主的管理制度。前者牽涉的不單是錢,更重要的是教育重視短期利益的思維需要根本改變;後者是越來越中央集權的流弊,校董會、校長、院長集行政、財政大權,決定與資源分配不受監察,學系發展諸多制肘,有理想、有真才實學的人有志難伸。亂源一天不改變,大學教育實在難有明天。


[2] 吳曉真:〈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3日;〈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年5月17日。

五一勞動節–互助採訪隊(2018)報導 系列之五

轉載自 [草根.行動.媒體]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基層發展中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在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和港印尼移民工協會派了成員參與採訪隊工作,其訪問內容未定發佈方式,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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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隊隊員:

Fikiyo (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Yanki (草媒行動2018媒體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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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一如以往有多個勞工團體、移工組織、學生組織和政黨參與,我們在遊行隊伍中邀請了謝先生(倉務員)、何樂 (退休人士)、Jessie (社工系學生)表達他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1. 你認為家庭照顧者是否勞工/無酬勞工? 有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你聽到覺得如何?

2. 市區重建策略就話要維持地區特色和社區經濟, 但現時市建局重建拆樓, 就只會給予受影響舖戶(不論是業主或租戶)現金賠償的選項, 不會協助小商戶重置, 而重建完樓價暴升,以前的舖戶被迫遷至其他區,甚至結業。各區陸續重建下,傳統行業、小本經營商戶愈來愈少,你認為市建局重建前是否應該在同區其他重建地盤預留舖位,讓小商戶可以做到原區舖換舖? 為甚麼?

3. 政府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定立初步方案,並將落實推行,請問你認為還有必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嗎?當中有何原因?

4.你身邊有親朋戚友是新來港婦女嗎?她們有工作嗎?如有,她們覺得工作待遇如何? 如無,你知道她們為何沒工作嗎?

5.有關不種族家務工:
問港人:你怎樣看移工放假坐在街上?
問移工姐妹 : 你的工作要做什麼?你僱主對你好不好?你有沒有飽飯吃?有沒有出夠糧?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先生

——照顧者津貼——

當倉務員的謝先生與兩妹和媽媽同住,家頭細務由已經退休十年的媽媽負責。家用是由全家人一起分擔,當問到家用是媽媽的收入還是家庭的開支,謝先生就補充說媽媽以前會從中收起一點,以他的觀察,媽媽現在基本上都沒什麼洗費,只是需要花錢的時候就會另外再問。
對於有團體提出實施由政府派發的照顧者津貼,謝先生表示「都好喎」。他形容照顧者雖不在職場搏殺,但在做後勤的工作。然而照顧者津貼的實際操作則要視乎每個家庭的狀況,一時間很難講,應該要以家庭收入決定照顧者可以得到多少津貼。

——取消強積金對沖與全民退保——

媽媽退休前的工作都有為強積金供款,退休時卻沒有特別在意最後強積金所得金額。由於媽媽自己本身有儲蓄,而且有信心會得到子女的照顧,所以一直都沒有擔心過退休後的生活。但同時他都留意到其他的基層勞工的保障和福利不多,街上仍有很多要以執紙皮為生的老人,有需要關注更多基層的狀況,因此他支持社會要繼續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而會不時探訪獨居長者的他,認為社會各方各界都負起照顧這群人的責任,如社福界要辦更多義工服務,他認為他所接觸的都不算很悲慘,但都需要有人探訪,以防一個人在家會有什麼不測。

——新來港婦女——

他留意到愈來愈多新來港婦女來當倉務員,雖然從口音估計是新來港婦女,但他與同事不清楚她們實際上來港多少年。與他比較相熟的一位就在倉裏從事如包裝等較少體力勞動的工作,因為她能說廣東話,加上工作氣氛和諧,同事之間相處融洽,閒談之中都會提到自己的家庭狀況。

當問到有沒有留意到新來港婦女對工作的不滿,謝先生表示工作上少不免會有怨氣,但她提到的不滿都是一般打工仔都在面對的問題,跟她「新來港」的身份無關,如基層福利少、保障差、加班工時長令人覺得辛苦,他想像婦女要兼顧工作和家庭,必定對此感受尤深。

——舊區商舖原區安置——

家住元朗的謝先生不熟悉舊區重建,無法代入受影響商戶的處境,但認為重建要聽取各個住戶的意見,不可以夾硬來,如果原本的商戶不願意就不應該遷拆,應該要以討論得出一個雙贏的方案,只能概括說有多一個原區安置這個選擇都是好的。

——街上放假的移工——

謝先生對移工的印象主要來自時事媒體中留意到移工,偶爾會在愛丁堡廣場、銅鑼灣天橋底見到放假的移工。他認為只要不會太大聲騷擾到其他人就可以,始終這都是她們廉價的娛樂。

 
何樂

——取消強積金對沖與全民退保——

曾是老闆,亦從事過教育工作的何女士即使已經退休,都仍然覺得勞工議題是身邊事,近幾年都持續參與五一遊行。

她自己一直有工作而有一筆儲備,退休之後亦取回所有強積金,但坦白說沒有太在意,因為當時所供的金額相當少。對於政府有意取消強積金中的對沖機制,她留意到近期有代表僱主的團體如經民聯對此甚有意見。她自己則認為強積金是勞工努力工作所得,老闆所供的金額是一種對勞工的承諾。長期服務金證明了勞工對公司的長期貢獻,不可以被對沖機制抹殺,所以認為應該要取消對沖機制。

有人不認同全民退保不經資產審查,令有錢人也能受惠,令供款人「蝕底」,對此她就以周永生的學者方案為例,認為三千多元不是一個大銀碼,但同時亦代表了一個人對社會和社區的存在價值,不應以「蝕不蝕底」來討論。

——照顧者津貼——

何女士本身作為一個照顧者,一直有參與婦女會內關注照顧者的政策小組的討論。小組以婦女工時和聘請外傭開支作為計算基礎,提議三千多元的照顧者津貼。她認為照顧者為家庭付出勞力心力,照顧者津貼確立她們的存在價值,如長者會為兩元長者車費優惠覺得開心,是因為感覺被尊重。

——新來港婦女——

何小姐強調工作對新來港婦女的重要性,認為新來港婦女如果只是貪圖綜援或「玩玩食食,黎拖車(購物),就另一個睇法」,不過她唯一一個認識的「新來港」婦女就是十多年前來港的舅母。舅母來港後一直都在學校裏當校工,何小姐觀察到她與同事的接觸,加上家庭的氛圍,令她更了解香港的文化。

舅父和舅母屬中下家庭,輪公屋多年無果,一直都租住舊樓。何小姐認為他們很努力,因為他們「沒有選擇申請綜援」。訪問期間,何小姐數次提及對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的印象,但根據政府統計處2017年的數據顯示,只有5%的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

——舊區商舖原區安置——

雖然對舊區重建的事情不太了解,但何小姐認為原區安置小舖戶合情合理,因為同區有舊街坊和熟悉的客人,但市建局會否實行又另作別論。現行的賠償方面,如果是向擁有業權的舖戶收回舖位就不可單以一定比例的差餉作賠償,而是以市價賠償,才比較合理。

她一直都認為收地重建最後都只有發展商得益,雖說有些項目是由市建局和私人發展商合拍,最後都使地價升到二萬三萬元一尺,只有私人發展商才可以這樣做,認為市建局的做法好奸。她又覺得政府無誠信,例如計劃興建的公屋突然變成綠置居,原是為基層的計劃最後都是以賺錢為目的。

——街上放假的移工——

很多年前覺得移工放假時坐在街上很影響市容,但後來觀察到星期日的移工假期過後,街道還是保持整潔,雖不肯定是否有其他人幫手執拾,但覺得只要她們沒有弄髒街道就可以。她有好些外國朋友見到移工放假的場景會覺得奇怪,但何女士會覺得這就是香港的特色:外傭星期天在街上渡過假期,而翌日上班天街道一切如常。既然只是放假天,都可以包容。有時會甚至會覺得她們要待在橋底下很可憐,「你估佢地想啊,你估唔知去酒店大堂會好啲?」

然而,她對於有家務工團體提出廢除強制同住,持強烈反對的立場。何小姐認為既然家務工的工作就是24小時照顧僱主的家庭,就必須與僱主同住。然而,移民家務工在外住宿事實上並非新鮮事。自70年代尾引入移民家務工開始,只要僱主和家務工雙方都願意,家務工就可以在外住宿。直到2003年沙士後,為保障本地家務工的市場,政府才落實強制同住,而非因在外住宿有問題。根據 ,移民工組織要求給家務工和其僱主因應個別家庭的要求選擇同住與否,因此廢除強制同住並不等於家務工必定要在外住宿。此外,報告亦指出,受訪的移民家務工當中有35%希望不與僱主同住,44%願意與僱主同住,12%則無所謂,可見對於移民家務工來說在外住宿並也不是必然的要求,只希望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另外,她又擔心無法掌握家務工在外面居住的生活,其中一個憂慮是家傭將衛生問題帶到僱主家中,影響僱主一家大小的生活。然而即使同住,也可以出現無法掌握家傭生活的憂慮。根據報告引述明愛在2002年的研究顯示,居於僱主住宅外的家務工受訪者並無從事兼職工作,反而部分有從事兼職工作的受訪者實際上是與僱主同住。可見家務工與僱主同住與否,和僱主是否掌握家務工的生活並無必然關係。

「家傭不是普通的職員」,她認為移民家務工在性質上與本地的勞工不同。但同時她都認同要提供保障她們的法例,如不容許在家中放置攝錄鏡頭來看管她們,使她們有適度的私人空間。何小姐自己家中都有印尼移工,她相信「人心肉造,只要你對人好,人就會對你好」。她會讓印尼移工晚上10時就休息,但她亦知道自己可能是例外。而根據報告顯示,在強制同住安排實施後,移民家務工實際上是每天24小時隨時候命,導致她們工時過長。37%受訪者表示需要每天工作16小時,甚至有9%表示要工作19小時,直影響移民家務工的健康。

Jessie

——照顧者津貼——

理大社工同學Jessie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成長,家中幾個兄弟姊妹一直都是由媽媽照顧,雖然Jessie現在已經長大,上學不用接送,但媽媽還是要負責煮飯打掃。因為要照顧家庭的關係,媽媽無法在白天上班,晚上才會到餐廳打散工直至凌晨1點。Jessie覺得照顧者津貼對於如媽媽一樣要兼顧工作和家庭的照顧者好,令她們可以專注打理屋企,不用晚上工作至夜深後,翌日又要早起為家人煮預備早餐。

——取消強積金對沖與全民退保——

媽媽打的散工同樣都要為強積金供款,但Jessie不清楚實際的運作,只知道媽媽應該沒有太在意暫時強積金所得。媽媽沒有提到關於退休的想像,未畢業的Jessie也沒有對退休有很多想法。她較支持無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不論退休前作什麼勞動,可以保障每個人退休後的生活。她提到三方供款的建議方案中,將部分強積金放進去作為將來的全民退保資金來源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她強調退休後的社會保障和經濟支援是人權,資產審查就變成是扶貧政策,並不是每個人都享有的權利。全民退休保障與強積金對她來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強積金有沒有取消對沖都無法跟全民退休保障可比較。

——舊區商舖原區安置——

Jessie認同受重建影響的舖戶可以原區安置,她理想中在區內經營多年的舖戶與街坊建立關係,互信的程度甚至可以讓街坊賒數。她認為原區安置有助於社區凝聚關係,人情味很珍貴,不是金錢賠償就可以取代。

——新來港婦女——

不太認識新來港婦女的Jessie,只知道有朋友認識新來港婦女,她們大部分都是從事餐飲業的散工。

——街上放假的移工——

Jessie身邊有朋友聘用家務工,自己家卻沒有聘用移工的經驗。她理解香港移工人口多,要有相當的空間容納放假的移工很困難,她留意到移工有時甚至要被迫坐在行人天橋上。外藉家務工放假在街上「搵個位傾下計」對她來說算是香港的獨有文化。她認為移工們離開故鄉遠洋到異地工作,一星

期只有一天假期,是難得的相聚機會,她們只要不阻礙街道,又不會產生嚴重噪音就可以接受。

後記:
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參與者來自不同的背景,同時亦具備著多重的身份:本地勞工同時是移民家務工的僱主,大學生同時是將來的退休人士,家庭照顧者同時是新移民婦女。議題和議題之間其實沒有相隔甚遠,別人受到的壓迫其實沒想像中難理解,你我只要將心比心,或許就可以互相明白更多,然後團結起來對抗壓迫的共同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