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半斤八兩–工人之聲’ Category

轉載|嶺南勞工關注組特約專訪(二)較年輕工友如是說

轉載自[嶺南勞工關注組]

【年長工友不獲續約 . 較年輕工友如是說】

近日我們從工友口中得知,嶺南保安的外判商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原定於2020年6月30日正式完結服務,照以往做法,校方會在約半年前開始進行投標,但礙於疫情,校方未能順利進行投標的工作,最終與公司協定再續約一年。公司的行動組經理李永強(Michael Li)指,六十五歲以上的工友將不獲續約,有年齡歧視之嫌,他更揚言:「你地揾學生會、教授都唔會幫到你地架啦,呢個係我地公司既決定!」

現時除了面對失業的工友之外,也有不少較年輕的工友覺得這個安排不近人情,亦擔心自己在不久的將來會面對同樣的待遇。

————————————————————

學生,下稱「學」
工友,下稱「工」

學:學校和外判公司不與長工工友續約,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是考慮到工友的體力未足以應付工作,你認同這個想法嗎?
工:我認為這個想法不太合理呢,現在的人更注重健康,即使年屆六十五身體都很好,而且保安的工作不算粗重,六十五歲的工友仍然能夠勝任保安員的工作,我不明白公司為何會有這個做法出現。而且以我所知,過去一年六十五歲的同事在結束長約後,公司以散工身份再度聘請他們,現時已經不少於五名六十五歲以上的保安在過去一年被公司由長工轉為散工。

學:長工跟散工的工作有什麼分別?
工:除了個別工友外,長工通常都會有固定崗位(俗稱「梗位」)。一般而言,散工的工作是頂替當天請假的長工工友(俗稱「頂位」),因此每天需要散工的數量和崗位都不一樣,有機會做宿舍保安,也有機會是走勻全校的校園巡邏,視乎每個月的編制調配人手。
學:這樣看來,長工工友能有一個穩定的位置,日復日的工作有助熟習環境及工作內容,比如說在宿舍工作的工友能與宿生建立關係,在閘口工作的工友能熟知車輛入校的程序;但對散工而言,這些都是每天要重新學習一遍的事情,這樣對年長工友會造成負擔嗎?
工:就我所知,現時轉了做散工的年長工友,都是做以前的崗位「頂位」,只是他們是散工而非長工。

學:他們在工作福利上有什麼差別嗎?
工:雖然計算日薪的話,散工的日薪或許會比長工多一點,但散工的上班日子視乎長工那邊有多缺人手,因此月薪通常是較低。散工不會有長工的假期或醫療福利,近日公司派發的疫情津貼,散工都不能受惠。
學:除了你剛才提及過的福利,我認為有一個重大差別,就是長工有累計的工作年資,這跟遣散費有密切關係。遣散費是僱員的合約終止後會獲得的費用,計算方法為「最後一個月工資 x ⅔ x 年資」,以嶺南保安為例,你們現時月薪為$10742,只要年資達兩年或以上的工友都可獲得遣散費。信和是嶺南過去六年的保安外判商,假設一名工友在過去六年都在嶺南工作,他的遣散費總共有$42920,平均每年有7000多元,這意味著每斷掉一年的年資,公司便能省掉對每名工友7000多元的遣散費費用。斷年資的做法在保安業界中非常常見,僱主會中斷工友的年資,目的是要降低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支出。

學:如果你到了六十五歲,公司不再與你續約,對你有什麼影響?
工:不能接受,我們在這裏工作多年,當然是「做熟好過做生」啦。尤其現在要找工作很困難,很多人失業後都會投身保安行業,如果辭退了年長工友,他們要投入市場競爭很困難。我自己預想,除非是大型展覽聘請散工,否則都很難找到工作。現時政府提供的「生果金」只有一千多元,根本不足以維生,而且未到七十歲仍然要作資產審查;即使子女願意供養父母,畢竟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對於我們而言只是想多賺個小錢作為儲備,自力更生。因此我最希望的,是校方能夠體恤在嶺大工作多年的保安員,繼續跟他們簽長工的合約。

————————————————————

訪後感:

從公司的政策,談到社會對老年人的保障不足,可謂這個短訪的最大感嘆。跟工友聊天後,他們總會很客氣地說:「多謝你地幫我地XXX」,但其實對我來說,這不是為他們而做的——假若社會維持不變,這些對於年長勞工的苛待和剝削,根本就是我們幾十年後會面對的事情。我們發聲,不是因為年長工友「很可憐」,這些可憐的景象都是基於政府政策未能針對年老一群提供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年老時需面對的各種生活及醫療開支,都得獨力承擔。

這樣說,是要商家承擔整個「社會責任」嗎(編按:信和集團連續17年獲頒「商界展關懷」標誌)?非也,我們沒有要求商家向年長工友提供額外的薪金或福利,也沒有要求校方刻意只聘請年長工友,我們只是希望公司及校方不要無理解職,還年長工友一個自力更生的權利。遣散費是多年為公司及學校效力之工友應得的一筆資源,希望資方不要為「慳錢」而犧牲工友的生計。

【寫在五一前夕. 嶺南勞工關注組致校方公開信】

嶺南大學校董會、校長辦公室:

現時分別由「信和護衛有限公司」及「莊臣有限公司」 所僱傭的保安人員及清潔工人合約將於本年六月三十日屆滿。據本關注組了解,「信和」將不會向年近六十五歲的保安員續約,以節省福利開支。

然而,據關注組了解,嶺大保安員編制在近月不減反增。這代表現有的員工大可全數保留,完全根本沒有必要解職。

參考坊間個案,一些無良外判商常以「怠職」、「表現不佳」為由,拒絕與年長的員工續約,以圖節省年資福利,收節省成本之效。然而,如若該職員真的「怠職」或「疏忽職守」,已構成法例上「解僱」甚或「即時解僱」的合理原因,外判商大可解僱員工。但如果外判商並未作出即時解僱,那便恐怕是藉轉約的機會,作原本法例上定義的「不合理解僱」,置員工的生計不理。

此外,本關注組亦注意到現時兩所外判商未有向僱員提供足夠防護設備及設立完善的抗疫通報機制。

例如,有工友反映口罩的質素參差、獲發的口罩數量亦不足夠、員工對於過去數月嶺大之懷疑確診個案或者強制隔離個案完全不知情。如前線員工缺乏防護裝備、會增加患病風險,如情況嚴重,更可能成為病毒傳播源頭,使疫情在嶺南中擴散,危害其他學生及職工安危。

就此,本關注組促請校方:

1)確保所有有意留任的保安及清潔員工能夠續約,以保障他們不會因年齡而被解僱。

2)增加決策透明度:公佈校方及外判商會議紀錄與文件,以及以往人力成本的財政情況。

3)保證外判員工有足夠防護裝備。

4)設立完備的抗疫資訊通報機制。

嶺南勞工關注組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

如有朋友希望更了解六十五歲工友狀況,可瀏覽以下連結:
1. 【年長工友不獲續約 . 六十五歲工友如是說】
https://bit.ly/35nVUt0
2. 【年長工友不獲續約 . 較年輕工友如是說】
https://bit.ly/2LfeuKF
3. 【口罩都唔多個 嶺南工友喺疫情下嘅保障有幾唔夠?】
https://bit.ly/2W7j97B

#五一前夕 #撐勞工 #外判工人不是condom
#無理解僱 #年齡歧視
#口罩都唔多個 #加強疫情通報機制

轉載|【四二八】勞動者何價?成立工殤紀念日的必要

轉自:工業傷亡權益會

背景圖片: William Warby

他們是在建設時謹守崗位、默默付出的工人。
他們是守護家人、為口奔馳的爸爸、兒子。
但是,最終。
他們成了鑄造宏偉工程下的一個個亡魂。
他們成了永遠也回不了家親不了太太孩子的孤魂。

※    ※    ※

由今日起,我們將會每日一帖,告訴大家甚麼是「4.28工殤紀念日」,#工業傷亡權益會 過去及現在做了些甚麼,而你又可以怎樣一起參與,喚起社會關注?

▊ 4.28國際工殤紀念日的出現

工殤紀念日,是藉着特定日子,紀念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工人。最初提出以每年4月28日為紀念的,是加拿大:

● 十九世紀中期,工人向僱主追討工傷賠償極為困難。
● 1914年4月28日,加拿大首先通過勞工補償法,保障工人權益。
● 1984年,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簡稱CUPE)提出於每年4月28日悼念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工人。
● 1989年,加拿大通過《哀悼日法案》,聯邦政府於1991年正式批准4月28日為加拿大的「全國哀悼日」,哀悼因工傷亡的工人。
● 此後各國紛紛將4月28日訂為「工殤紀念日」。
● 2003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把4月28日訂為「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

▊ 全球職業傷病數字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字,全球每年平均有220萬人因工死亡、1.6億宗職業病及2.7億宗工傷。可見,職業災害所奪去的人命比戰爭還要多!

▊ 工殤紀念日 VS 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

國際自由勞聯(現稱 #國際職工會聯盟,ITUC)於1996年將4月28日訂為「國際工殤紀念日」;而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則於2003年定之為「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

為甚麼我們在爭取香港設立4.28紀念時堅持採用國際職工盟所稱之「工殤紀念日」(Workers’ Memorial Day),而非聯合國的說法?因為日子的命名有着絕對不同的意義。「工殤紀念日」重點在「殤」字,殤者死也,深刻而沉痛,疾呼世人關注。至於「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World Da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明顯較為平淡中性,不痛不癢。工人受傷犧牲絕對是深刻而沉痛的。因此,我們認為,「工殤紀念日」是更為恰當的稱呼。

▊勞動者何價?

他們不是誰,他們正是為建設城市,締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為服務他人而不幸犧牲,為沉重的工作壓力而失去生命的工人……既是為建設繁榮社會而犧牲,為何連一個官方的紀念都沒有?沒有紀念日,沒有紀念碑,沒有牌匾,甚至連一個公道都爭取不到!

工業傷亡權益會將繼續與工友並肩同行,爭取成立「4.28工殤紀念日」,紀念為建設我城犧牲的工人!

#428工殤紀念日 #工殤紀念日 #職業安全健康
#StopthePandemicAtWork
#iwmd20

持續關注:工業傷亡權益會

轉載|【 要求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聯署 】

轉自:職工盟(HKCTU)

聯署鏈接:https://forms.gle/huA9qzkM8MjeSmbR9

武漢肺炎持續蔓延,而且傳染能力比沙士更強,不僅重創香港經濟,影響勞工生計,同時亦威脅市民健康。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出現連番失誤和錯判,現行法例對僱主亦欠缺應有規範,令香港疫情更難於控制。

在香港這人口密集的地方,很多僱員的工作環境,均需要接觸大量人流,甚至接觸來自各地受感染地區的人士。在如此廣泛及高傳播風險的疫症下,實在有強烈的需要去探討更有效的僱員補償措施。

來自各行各業的僱員,例如從事醫治及照顧病人、防疫檢疫工作、清潔及衛生行業、需為顧客或服務對象近距離提供各類服務等,均在不同程度承受著感染的風險。

早於疫症爆發初期,社會上已有不少專業人士及民間團體提出,政府應盡快修例,將武漢肺炎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列表。政府官員卻回應疫症仍在發展中,有待其醫學及流行病學有明確定論後,才可進行修改法例。如此官僚的處理方式,嚴重脫離民情,忽視疫症對香港僱員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隨著第二波疫情爆發,政府仍遲遲未將疫症納入法定職業病列表,換言之,假使員工不幸在工作期間因工感染武漢肺炎,亦需要根據僱員補償條例證明自己是工作期間因工染病,方可獲得賠償。如此不但舉證困難,受感染的員工更需要在染病期間,甚或在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的情況下,花大量時間、心神處理繁複的追討程序及負擔巨額訟費。這對於不幸染病的僱員及其家人而言,構成了不人道和殘酷的二次傷害。

在全城皆須專注抗疫的時候,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毋忘過往的教訓,盡快落實將武漢肺炎列入《僱員補償條例》附表2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附表2作為職業病,將訂明期間定為兩個月,保障範圍包括任何涉及接觸或可能接觸患者或病原體的職業,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健康和安全。

 

 

無奈何與無間斷–從文職到照顧生涯

轉自: 草根‧行動‧媒體

訪問、撰文:曉欣、椰青(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實習生)
協力:維怡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媒體伙伴)
圖:phoebe
從少時經歷與家人一起做外發手工,到文職人員再轉照顧員,阿花(化名)的打工涯,可謂不少同代進入職場的基層文職女性的寫照,也見證了香港由輕工業、貿易港、工業北上、前店後廠三角製造,到金融與服務業的時代。同時,她與家人的經歷,也見證了香港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老化下,安老政策嚴重不足的困境。人生,充滿了各式各樣不可控的因素,一件微小且偶然的事件,便足以改變命運;更有大量事情,或者在我們意識它存在之前,它已強烈地影響著我們每個微小生命的走向。在社會變遷的鴻流裡,阿花如何蹣跚而堅定地走著自己的路呢?

「咁大個都未試過唔番工」
阿花(化名)小時家住雞寮徒置區,家中的事,她已不太記得,只知道屋租、家頭細務,父母都會打點好,所以對屋租、消費水平等等,她一點記憶也沒有。不過,六十七十年代乃是香港輕工業的全盛期,香港有許多電子、玩具、成衣等等的工廠。工廠下班後,更有大量外發工可以讓勞動階層當成兼職拿回家,一家大小一起做。六十年代出生的阿花,小時候亦經歷過一家大小一起做外發工,她舉起手給我們看:「啤手錶膠圈,啤到宜家手上都有個印!」回憶中,除了在家中做手錶的工序,她再年長一點時,也有做暑期工,做過包括生產手套的工廠。阿花笑說:「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唔番工!」

「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
七十年代末,香港已成轉口港,貿易公司發展蓬勃,股票市場亦已成形,需要大量文職勞動人口。阿花完成中五課程後,因未能升學而選讀為期半年的秘書班,及後在啟德機場的空運貨站公司(Hactl)當文員,負責輸入一些貨運資料,薪酬為每月$1,200元左右。阿花指,以剛畢業的學生及當時的物價指數來説是相當不錯:「同期畢業嘅同學仔,嗰時每個月都只係拎緊$900-$1,000蚊,所以我覺得呢份工嘅人工幾好,而且都只係入吓資料咁。」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升遷機會,而且需要輪三更,包括通宵更:「屋企人唔鍾意,話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因此只工作了三個月便離職。阿花表示很可惜,問及她為何接受家人的說法,她笑說:「嗰時懶係乖嘛!」這個年代通宵更並不盛行,一般為主流所接受的工種之中,也沒有沒有像711這類通宵營業的店舖,夜歸少年往住會被視為不良青年,更何況是通宵達旦的工作,容易令人產生遐想。

「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
此後,阿花有一段長時間不在香港,她亦不願談及。當她再次回到香港,已經踏入千禧年,不少境況與過往大有不同。隨著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香港不少工廠因而北移,工業逐漸式微,風光不再,香港經濟亦逐漸轉型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
「走之前都仲係雞寮徙置區,一番到嚟已經上咗公屋,雞寮都變咗翠屏邨。」當筆者問及回來後變化這麼大,而且又上了年紀,會否感到徬徨時,阿花則答:「唔徬徨,嗰陣失業率都只係3.8%,唔算好高,都容易搵工,差在人工高低咁解,而且我相信總會搵到,差遲早問題姐」。「但都心急搵工嘅,會有壓迫感」阿花形容母親從小到大都很勤奮,星期一至六早上在工廠工作,晚上有時做住家工,及一些工廠外發工,又去賣菜,近乎沒有停過手,是典型透過工作建立自己的人。亦因如此,為阿花帶來些許的壓迫感,不敢停下來或停太久,想早點找到工作。「嗰陣媽媽見我仲未搵到工,就同我講不如去揸巴士啦」阿花見筆者大感驚訝,問她是否有駕駛執照,她笑說:「哽係無啦,嗰陣邊有女人揸巴士㗎,全部男人嚟,而且我又咁細粒!」

而此時的阿花已經四十多歲,想找文職工作,但基於年紀問題,不少公司都不會聘用,遭受市場排擠。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失業問題的根源》(2004年6月)報告顯示,2000-2003年期間30至49歲的女性勞工是失業率最高的一群。而且當時許多文職都開始轉型,需要一兼多職甚至有些許體力勞動,例如在緊急情況下需要「出街」:去銀行入數、送文件等,因此他們多半都會聘請相對年輕的員工。阿花指:「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因此,她當時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得到兩份文職的回應,一份是塑膠玩具承辦商文員,另一份則是某科技公司聘請秘書,兩份工作的薪酬相約,每月有$8,500-$9,500元左右,然而前者的工作地點離家甚近,後者則在現時離家遠一點,她説:「媽媽叫我做玩具廠呢份,因為近屋企,而且又包伙食包午餐」,她指出當時父母皆已退休,家中經濟就靠她一人,最後因地理因素及福利待遇而選擇了玩具廠文員的工作。

「珠三角製造」的尾水從業員
阿花指出塑膠玩具廠某程度上是擔任承辦商的角色,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搭建合作橋樑。其實她所說的,就是因中國改革開放和資本全球化轉型而成的「前店後廠」中港經貿關係。九十年代的香港,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地轉變成一個營運中心,控制着分佈廣且跨地域的生產網。讓香港從服務於海外客戶的合約生產承包商轉化為「三角製造」中的代理商,串連著「珠三角」中另外兩端的海外買家和內地工廠。
阿花任職的公司生產的玩具種類繁多,各種類型的娃娃、過山車、積木、車仔都有,而且是專門仿製名牌的:「即係個名牌改左兩隻英文字,個商標樣差唔多嗰種囉」。公司規模不大,兩位老闆加上員工:包括設計員、執板員、打雜員、會計員及兩位文員,一共只有八人。文員一位對內(本地客戶),一位對外(外國客戶),而她便是與外國客戶聯繫的那位,負責接訂單、寄出及簽收玩具樣板的快遞,每年需要到玩具展推銷產品給客人,吸引他們到辦公室下訂單。她指單是這些工作已忙到停不下來,然而老闆還會叫她做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佢有時會叫我做工作範圍以外嘅嘢,例如會叫我去執板房,但呢個其實另外有工友去做,忙起上嚟打雜嘅都要做。仲有呀佢臨放工先叫你做嘢,做多15分鐘左右啦,唔會超過30分鐘,因為超過30分鐘先計OT呀嘛!」
除了老闆無理的要求,同事針對她年紀大的刻薄的言語亦讓她不好受:「印象最深刻就係有個同事話我喺度獻世,嗰陣聽到真係好唔開心!」
「嘿!你哋都唔知啲黑暗史!」訪問到中段,阿花才提起這件事。當阿花正式就職後,才發現香港這邊的老闆,會打電話叫內地的工廠用無毒材料做「特別版」,然後拎去化驗所化驗,獲取安全認證,而她就負責把安全認證的電郵寄給外國的客戶,稱該批貨品無毒,但事實上可能真正運到外國的玩具,是含鉛超標或含有其他有害物質。當問及對這件事有何感受時,她續説:「覺得自己知法犯法咁囉,都好無奈,因為嗰陣都難搵工,呢份都搵左幾個月先搵到,而且又拒絕咗秘書嗰份,唯有繼續做。」筆者拿訪問的第一稿與阿花討論時,表示沒有想過原來在「中國製造」之下的有毒玩具,原來是香港這邊拿的主意,阿花慨嘆:「奸商就在哪裡都一樣是奸商!」
這個三角製造模式,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已逐漸式微。看來,在時間上,阿花是進入了這個模式的「尾水」,故也同時面對了這個模式失落後對其從業員的打擊。這份工她做了十年,直至珠三角製造的模式結束,玩具廠結業,帶來她的失業。

 

由文員轉行為照顧員 嘆未能學以致用
玩具廠結業後,適逢阿花的母親重病纏繞,面對病母,她毅然放棄重新找工作,決定全職照顧母親。不幸,阿花的母親不敵病魔,兩年後離開了她,剩下兩父女相依為命。
母親離世後,阿花也有嘗試重拾文職工作,但好景不常,壞景經常,雖找到一間考慮聘請她的公司,可是阿花形容那間公司的要求「離譜」:「份工要求我識會計、識煮飯,又要跑銀行,但淨係開價$8000(按:月薪)…連我開$8500他都不肯!」。阿花找了好幾個月只找到這份文職,懷疑因年紀被壓價,故令阿花考慮轉行。
在照顧母親的經歷中,阿花一直想做得更好,卻覺得自己不懂得去做,於是,萌生想做照顧員的念頭。阿花指,想當照顧員,多少是一份對母親的補償。再者,當時找了三個月都找不到工作,最後見到:「某社會服務機構有培訓同實習,而且仲有津貼,咁我咪去讀書囉」。課程及實習大約為期9-12個月,取得照顧員牌照後,阿花便在工作了一年。她續稱從文職轉行或多或少都有點不甘心:「讀咁多書要幫人執屎執尿,都要用啲時間適應架。」,她坦言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當問及為何不甘心仍繼續做,她無奈笑道:「咁都好過無工返㗎。」受訪時已從事護老服務多年的阿花,同時也覺得照顧員的社會貢獻也不可忽視,因為厭惡性行業,就如護老和清潔工,都是無人想做,但社會又非常需要,否則長者和他們要上班的兒女都會好徬徨。同時,市場對於中年女性的排擠也是個問題,文員職位替代性高,市場一直傾向聘請資歷短的年輕僱員,薪津較低容易控制,反之,擁有多年文書工作經驗的阿花便因年紀及資歷受市場排斥:「當年一齊讀秘書班嘅同學仔好多都轉咗行」。
於是在2011-12年,阿花就在報讀照顧員的機構處工作,做的是離院服務,即是長者剛離開醫院的短時間內,提供的日間上門服務:「一般會做陪診、送飯、上門打掃、沖涼、協助長者做運動…舟車勞頓好辛苦囉」。原來中心服務範圍囊括整個觀塘大區,由秀茂坪到九龍灣都在服務範圍內。「我上下午各做一個家居服務,中午時候要做埋送飯」。身體有舟車勞頓的苦,心底有新人入行的不忿:「做得耐啲嘅人會恰新人,叫你走多一轉派多個飯」阿花也有自己的傲氣,同時也有點泄氣,最終做了一年就轉工。

安老政策嚴重不足 長者、護理員皆叫苦
隨後,阿花又做了一個月政府資助的老人院,但卻只做了一個月。她自言,看不慣同事對待老人家的方式:「朝早要叫老人家起身食早餐,有個做得耐嘅同事見個老人家唔肯起身,就摑佢一巴」、「佢哋仲會偷老人家嘅尿片」。她認為那些護理員都是新移民:「佢哋有啲講普通話、或者有大陸口音嘅廣東話」、「佢哋好多都做咗幾年」。阿花就著她認為有問題的情況向上司反映,上司卻選擇相信年資更長的同事,於是她便灰心離場。

由於筆者對安老政策並不熟識,因此找了些相關資料及訪問了一位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工。2016年政府中期人口統計中,單是觀塘區有111,259名長者,而觀塘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截至2019年3月)卻只有407名,即每1000名長者只有3.6個名額,服務名額少得可憐。根據網上資料,現時全觀塘區,連資助及私營護老院,共有40間,共只有1682個位置。

此外,安老服務人手極度短缺。撰文期間筆者上網搜尋,輕易便搜尋到某招聘網中的相關護理員工作空缺多達三萬多個。受訪社工亦表示,護理員的工作量大而辛苦,他直言:「香港人唔會肯做。」根據《安老院規例》,照顧員與受照顧長者的比例,日間(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期間)為1對20;午間(下午3時至下午10時的期間)為1對40;夜間(下午10時至上午7時的期間)為1對60,加上護理員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當中不少為體力活動,如幫忙洗澡、上下輪椅、處理排便等,還要處理長者的情緒,無論體力勞動還是情感勞動的工作量均大得驚人。
香港人不肯做,唯聘用新移民及外籍勞工以緩人手短缺問題。根據民政事務局的數據顯示,低技術工人就業人口中,單程證持有人(即新移民)佔了82.1%;而在「補充外勞計劃」中,發現政府在2013-2017年間,每年輸入外勞為安老提供護理員服務。根據政府的「補充勞工計劃」所示,外地勞工其工作時間應為每天9小時,而標準合約是以24個月為限,輸入勞工所得的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的每月中位工資。然而,2018年的宏光護老院工潮,卻展示了故事的另一面。事件當中年資由九個月至九年不等的九名外勞照顧員,均指出,合同列明每天工作九小時,然而多年來每天都是工作十二小時,更表由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另一方面,雖然出糧紀錄上,是出了九千七百多元的薪金,但僱主威迫她們,每個月都要自己去銀行提款,回水三千元給僱主。扣除回水的三千元,她們每月的薪金實為六千七百多元,低於本地工人擔任照顧員的每月中位工資。而《僱傭條例》所講的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更加沒有,甚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都沒有。由於被要求做工作範圍外工作的外勞(例如叫護理員洗衣、洗碗、清潔等),屬違反逗留條件,僱主與僱員同犯法,故在政策上便令到外勞不敢向入境處或勞工處告發僱主剝削。曾有同事提出反對意見,馬上被解僱,兼院方怕她向勞工處告狀,故馬上由護老院其他職員脅持她回大陸。
筆者把安老服務人手不足的情況及相關資訊告知阿花後,她才想起百本(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這是一間護理中介公司,負責提供全面的醫療及護理人手方案,在其登記的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可為醫院、診所、院舍、醫療機構、公司及個人提供多元化的醫療護理服務,如病房及院舍人手替假服務、臨時醫護人手輪替服務及陪診服務等。「日間中心等人用嘅時候會搵百本,中介公司嚟,抽水都幾勁下,之後就會派人嚟幫手,多數派醫管局退咗休嘅護士或其他醫護人員好多都超過65歲。」筆者得知後,不禁慨嘆人手短缺的情況,竟嚴重至需要以老護老的地步。
由此可見,安老服務真是嚴重不足,而阿花乃少數仍願入職的本地護理員,除了因為工作難求以外,相信亦是照顧母親的遺憾所致。後來,她找到一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月薪為$1,5000-$2,0000,一做便是六年。她以「小朋友番學放學」作比喻:「呢間中心嘅服務包埋暫託一共64人,會跟車接送長者。早上接過黎,最早兩點半就走,有段時間我地做埋延展服務,中心會延長開放時間,等佢嘅家人接佢返屋企。」對比老人院的工作,她認為老人院會較辛苦。日間中心每日工作流程—為長者安排早餐,然後是做運動的時間,接著午餐後安排午睡,他們醒來以後參與一些休閒活動,最後是離開或逗留。阿花輕描淡寫,描繪出一群年長的幼兒園生活畫面。
阿花直言長者很依賴照顧員:「佢哋好依賴我哋㗎!有個好有錢,住彩頤居嗰啲富貴老人院,成日拎住一包二包行上行落,唔肯俾屋企人㗎,但就肯俾我哋同佢擺係櫃到。我哋拎到之後,其實係同佢清潔個袋,袋裡面全部都係嗰啲舊報紙呀、老人院啲匙羹同橙皮咁。聽聞佢哋喺屋企同日間中心兩個樣,喺屋企好曳,嚟到就好乖!」說著說著,她便想起了以前一位已離職的年輕同事:「以前都有個後生嘅嚟做,廿歲出頭,做左一個禮拜就冇做」問及離職原因時,她回應:「人工少呀嘛,又辛苦,仲要冇晉升機會」對此,她認為新入職的起薪點略低,只有$9000幾,更指政府應對照顧員加薪,以吸引新人及年輕一代入行。

勞損無法報工傷 有苦自己知
日間護理的工作量雖然較老人院輕鬆,但長期做照顧者,其實阿花也需要人照顧。問及照顧長者的工傷問題,阿花道:「勞損囉,腰酸背痛,無得報工傷架,自己睇醫生,食止痛藥囉!」筆者問及,讀護理課程時是否有教正確扶抱姿勢,是否能減少勞損,阿花嘆:「正確姿勢都無用啦!好多同事都是自己貼膠布!」(按:即坊間的震痛貼之類)
護理員平日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腰酸背痛這種勞損無疑是職業疾病。然而,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當中48種指定職業病以外的疾病,均不會視作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在政府的角度,認為病跟職業一定要對等,即完全由職業引起,才可定義為職業病。可見現時的工傷制度未夠完善,即便因工受損亦難以獲得補償。
阿花的觀察和親身體驗,呈現了護理員日常的辛勞,面對着沉重而龐大的工作量,確實即便使用了正確姿勢也沒用呢!

批資源配套不當  盼老父獲適切照顧
有主見的阿花還觀察到安老服務安排不善的問題,由於觀塘區服務涵蓋秀茂坪到九龍灣,縱然同屬觀塘區,但不少服務使用者仍然須「跨區」使用服務。就像有長者住秀茂坪區,但申請到的服務只有牛頭角中心;又或住在牛頭角的長者,卻被送去九龍灣的中心。阿花觀察,其實應該為長者安排「原區安置」,除了長者來去比較方便,也少些交通擠塞的時間,大家都不用那麼辛苦。對於這個問題,受訪社工認為機制本身有問題,亦側面確認了阿花的觀察:「本身個機制就係咁:排位嘅時候可以揀區,你可以揀哂所有區,亦都可以淨係揀你住嗰區,有位就入,入咗之後冇得再轉。」即是,申請者若派往不理想的地區,他可以選擇接受該額位,一旦接受就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他亦可以選擇拒絕,繼續等待其他地區的空缺,但等待時間亦會因而增加,對長者和家人(尤其是經濟狀況不佳,需家中多人出外出工作賺錢的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壓力。
阿花又指「有啲家庭有(編按:外藉)工人,都照送佢黎,唔知政府申請門檻係點,資源點解咁用?」按照現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申請門檻,只要長者「年滿60歲或以上,在社區內居住並無接受院舍服務;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並適合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和未能獲得護老者全時間照顧」。申請日間護理中心無須入息審查,但需要健康評估。阿花之所以有這個看法,或多或少是參考了個人生活經驗:阿花做一份全職,下班還要做家頭細務、執屋煮飯、照顧年邁父親。以年屆90父親為例:「前排佢跌親,搵唔到人幫手,佢要自己去醫院覆診。只可以申請到3個月離院服務,其他服務仲輪候緊」。阿花自己任職安老服務,照顧別人的父母,但自己年邁的父親卻無人照顧,情況猶如離鄉別井的外藉家務工,照顧別人的父母子女,卻無法照顧自己的父母子女。由於安老服務的不足,導致沒有離鄉別井的阿花,竟也承受著同樣的遺憾,事實上,希望年邁的父親同樣擁有適切的照顧,是個多麼卑微的要求呢?

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
阿花在照顧母親期間認識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最初參加手工藝班如環保皂,放鬆一下,後來也不時參加中心時事討論活動,間中若能暫時放下工作和老父,更會跟女工會一起去示威遊行。她笑言較少與朋友聯絡,希望女工會開放時間延長或開放禮拜六日:「放假日子,食完飯都可以落黎坐下,休息下…不過,都應該係無乜可能架啦呵!」她笑道。
對於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筆者再追問下去,發現阿花年青時也喜歡看一些流行小說,就是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衛斯理和亦舒,也會看李碧華。她坦言以前小時候比較喜歡聽收音機,並早在學生時期就養成了聽新聞的習慣,也喜歡留意時事:「住喺香港都要關心下我哋呢個家發生緊啲咩事」;連對國際新聞她也會注意:「到最後都會影響到我同家人,都要關心下啦!」
其實,從阿花對每份工作的工作環境和老闆的評論,可以見到,她對身邊的不平事也有些敏感度。對阿花而言,上班是有償長者照顧者,回家是無償長者照顧者,其實根本工作無間斷,自己的思想、感受都不太有空間可以抒發。因此,位於自己家附近的女工會,對阿花來說,就是一個又可以坐一坐,放空一下,又可以與人聊上幾句的社區中心,彌足珍貴。問及在同區的多個社區中心之中,為何揀選了女工會,阿花坦言,能討論社會時事的女工會,比起其他社區中心,對她而言更有吸引力。事實上,市面上同時搞婦女活動與社會事件探討分析的中心,的確不多,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性別定型的想法:中年基層婦女或多自我認定,或多被認定不會關心社會大事。故而,對少數想離開這種性別定型的婦女來說,便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容身的社區參與空間,這一點,或許也值得社會深思……
==========================================
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

轉載|麵包與玫瑰:三八不只是婦女節(圖輯)

[草根.行動.媒體] 特約記者:落草 / 圖:shing及怡

《麵包與玫瑰》: 三八抗爭的起源
現今的三月八日婦女節,起源是因為美國女工的抗爭。那是美國還承認自己是「新世界」,自豪於自己是世界各地移民(尤其是歐洲移民)的熔爐的時候。移民往往都是做基層工作,美國的建立都是以此為基礎。那也是工業開始發展,有人發明了番工,將工人一日十幾小時困在工作地點瘋狂勞動的經濟和社會模式,而紡織業中普遍聘請童工和女工,並給予她們遠低於男工的薪金。工廠裡危機重重,工傷不斷,當然亦沒有任何勞工保障。有關三月八日的起源,有點眾說紛紜,有一說是1857年3月8日,紐約州有大量紡織女工出來街頭爭取合理的工作時間,3月8日大家被警察武力驅散,之後兩周,美國成立了史上第一個工會。之後數年,每年3月8日都有工人走上街頭爭取合理的生活。亦有說是1908年3月8日,15000位女工走上街頭,要求合理工時、合理工資和女性選舉權。在抗爭中,更曾有這一幕: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工,輪番用自己母語高唱自己的歌曲,互相確認。這一年,她們也叫出了經典的口號:「麵包與玫瑰」,代表基本生活權以及自由與尊嚴。後來又有人以此為題寫了一首歌曲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 這首歌後來亦成為美國民權運動與性別平權運動的重要歌曲。還有其他說法,也都與女工有關。1975年,聯合國正式確認這天為國際婦女節,可是,也好像從此略去了[勞工]的內涵。


(廿世紀初的民權概念,不只是選舉,而是人應可以有合理分配的時間,去為社會工作、去休息和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

香港三八多年未聯合行動 今年由移民家務工重啟連結
香港的各個婦女團體,已有多年未跨團體聯合慶祝/持續三月八日的抗爭精神。在港的移民家務工各個自發組織,多年都面對很多困難,亦很希望與本地有抗爭意識的團體連結。今年,終於成功邀請到不同的團體,把三月八日的不分國界的抗爭精神重提。今年共同行動的團體計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Gabriela – Hong Kong (菲律賓婦女組織香港分會)、國際移民聯盟 - 香港及澳門分部、亞洲移住人士聯盟、女人節香港、移工共行委員會 - 自治八樓、新婦女協進會、女影香港、移工驕傲遊行籌備委員會。

疫情下唯有分散舉行 無阻強調:「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因此無法進行大型的集會和行動,於是,分散於中環遮打道、大會堂外、郵政總局外、維園草地、新界各地各自一起舉行,共同的主題為「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在她們的聯合聲明中,她們強調了疫情下的照顧者(多為女性),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照顧者:「冠狀病毒疫情開展之後,草根基層婦女備受嚴重沖擊。這可見於,她們因如口罩的防護物資的價格飛升及供應短缺而導致的恐慌,以至家中病患所需的照顧、在家中及工作場所中(清潔工)需加強的潔淨要求、因學校停課而增加的照顧孩童的需要、因消毒衛生而增加接觸有害化學品的需要、以至備受削減工資或裁減解僱的威脅,就像在經濟危機時經常發生的常態)。移民家務工更被歧視性地針對,她們離開僱主家中(職場)外出享受休息日的權利被間接地禁止。
「香港政府更使社會性歧視及剝削行為更為惡化,就如;鼓勵僱主把他們的移工在休息日留在家中、向香港市民發放經濟舒援金,只以永久居留權身份為準則,而忽略移工對香港的照護及勞動的經濟貢獻及對19年冠狀病毒戰疫的辛勞。」

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與國際勞動女性日

億萬人起動的源起是婦女反性暴力和一切針對弱勢性別的暴力,定於每天的西方情人節,即2月14日,現已發展為全球性的行動。每年2月14日,世界各地都會有人在公眾場合行動,以快閃群舞為主,按各地不同的情況而由主辦者加入不同的元素。香港的億萬人起動亦是由移民家務工團體發起,有約200名移工參與星期日的活動,肇因是因印尼移民家務工Erwiana的被虐事件。隨後這幾年,香港一直由移工團體主動發起這個國際性的反性暴力行動,不過因移工的工作限制,主要都會在2月14日最近的周日舉行。今年,移工與本地團體共同商討把億萬人起動的行動與三八一起聯合行動。今年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中環行動

 


今年主題: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幾位講者就著大會主題及主要訴求,分別就照顧者(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主婦)平時及在疫情下面對的困難、女性一般在職場的被差別待遇及政府欠缺性別視角的問題,一一闡述。代表菲律賓移工團體gabriela的sheila表示,移民家務工恆常面對超長工時、失去假日、無合理休息空間、僱主的暴力、精神、甚至性滋擾、種族歧視等問題。在疫情下,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導致移工的工作量大增,而政府更加作出歧視性的呼籲,建議移工假日留在家中,但香港人卻可以自由出入,她直指這是不可接受的歧視。在每天高壓和長工時工作下,禁止外出等於禁止休息,反會令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和身體狀況也會變差。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對移民家務工的處境深表理解。她表示聽到不少個案被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又要照顧平時上班上學的僱主,又或者,因學校和老人中心都暫停服務,因此重擔都落在移民家務工身上。同時,有僱主不許工人外出放假,並有多宗因此解僱的個案。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則表示,政府是「性別盲」,政策缺公性別和照顧者的視野。例如女性中層管理人員受高等教育、人工高,但只要一想生小孩,晉升就沒她的份。連她們都要面對歧視,基層婦女條件更差,例如基層的全職、院舍照顧者的工資僅比最低工資高,每日工作10小時,薪金不足1.5萬。另一方面,社區嚴重缺乏托兒服務,政府推出的所謂社區保姆政策,其實是叫人做義工。連本地的照顧者都不受重視,更何況是移工?基層婦女一直受貧困和雙職(外出工作都一樣要回家做家務)的壓力,她形容這會迼成惡性循環,而全社會都要承擔這個後果。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明白疫情之下婦女首當其衝,同時譴責政府做事缺乏性別視野,她指民主黨提出政府發放$5000的照顧者津貼,去支援因停課和社工中心停開下承擔照顧責任的婦女。長毛梁國雄也到場,他強烈指出身為男性被養育成長,的確會有很多事情未必明白另一個性別的人的思考和需要,但特首身為女性,性別視野卻比他還差。300億的抗疫基金中,完全沒有提及長者、女性和勞工。而移工的待遇更加差,既無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保障,現在更被政府歧視。//

發言之後,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現場有許多年青女性一起參與,齊高舉訴求。//

[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集會最後各講者及團體代表,一起表達今次聯合辦三八的主要訴求:

1. The HK government should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implement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verty which do not exclud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1. 香港政府須處理貧困狀況的根本原因,及推行並不排拒移民家務工的有效舒解措施。

2. Implement a living wage for all; review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and extend the labour policy to protect part-time and casual workers.

2. 推行全民生活工資政策,檢討法定最低工資及擴闊勞工政策保障兼職及零散僱員。

3. Recognize home carers by providing social protection and accessible and 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for all people of Hong Kong

3. 確認家庭照僱者,為全香港人民提供社會保障及易於獲得和足夠的公共服務。

4. Protect women and girls; provid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e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4. 保護所有婦女不受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對待,提供易於獲得的資訴及服務。

5. Recognize domestic work as work; scrap all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against migrants; establish a migrants’ committee and; set up regula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migrants’ unions.

5. 確認家務勞動;取消所有針對移工的歧視性措施及政策、設立包括移工代表的委員會、定其咨詢代表移工的工會及相關組織。//

=================================
維園行動

 


在維園草地,也有數個印尼移工團體連合舉辦了國際勞動女性日活動。團體包括:
jbmi(印尼移工網絡)、atki(印尼移工協會)、imwu(印尼移工工會)、lipmi(印尼移工聯盟)、gammi(印尼穆斯林移工聯盟)、pilar(印尼移工反超額收費聯盟)、wanodya indonesian club(印尼女性會社)、btm&b。


兩位主持風趣幽默,不時惹得圍觀的移民家務工們大笑。//

 

不少印尼移工團體都喜歡在行動中加入傳統藝術元素。不同種類的印尼傳統舞蹈,時常在集會中出現,也許是一種身份的確認和對故鄉的懷念。//

 

這位移民家務工在等待出場時聽到主持人喊叫關於勞工權益的口號,顯得很開心。//

在印尼移民工的團體當中,許多事她們都會親力親為,自我組織之餘,在現場也可以同時是表演者/行動者/紀錄者。//

 

在印尼移民家務工的集中中有許多形式,舞蹈、歌唱和反映現實的小劇場都是常見的表達和溝通方式。而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break the chain,與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也必不可少。//

 

行動劇場往往會出現,並通常會回應近期她們面對的議題,演出以外更是宣示。昨日的行動劇場,主題都圍繞老闆因新型冠狀肺炎而不准她們外出,或者變相扣假……//

還有一招表達訴求:在被蓋起的咀上,放著不能說又不能不說的話語。//

最後各團體一起發出呼喊,呼籲維園的印尼姐妹一起爭取合理工資和工時、反對官商勾結超收仲介費。在疫情之下,她們認為,香港政府刻意允許公司和僱主通​​過實行無薪休假、裁員、削減工資、不提供補貼和賠償金,去剝奪工人的權利,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移民家務工更可能因此面臨裁員和裁員的威脅。她們更呼籲各印尼姐妹注重保持健康,並須直接參與對抗所有傷害窮人和婦女的規則。//

 

============================
[草根.行動.媒體]

網頁: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assmediaction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actionofgrassmedia

轉載|【照顧者的抗疫日常】移工姐姐:僱傭關係、種族分野之下的照顧工作(一) [Days and Nights of Family Carers in the Epidemic]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Care Work, Employment and Race (I)

轉載自 [草根.行動.媒體]

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autonomous 8a

 

當我們談論照顧者,不得不提香港三十萬移民家務工(移工),但他們的故事往往最難說。先說僱傭關係。移工也面對著普通打工仔的困難:僱主沒有口罩給你,你自己去找吧。不過,因為他們是與僱主同住的「工人姐姐」,有僱主擔心他們沒有防具在外惹了病毒回家,勞工處又帶頭「呼籲」外傭假期留在家中,所以僱主禁止他們外出放假——哪怕那只是一個禮拜一日的休息日,甚至有移工因為爭取自己的假期而被解僱。這裡面有來自社會和政策層面的歧視,但又不只是「黑心僱主拒絕保障員工的職安健」,與僱主的經濟能力也有關係。像Ris和Nina的兩種經驗可以看到,有錢的僱主自然張羅到防疫物資,也不介意去昂貴的連鎖超市買菜,但很多請得起工人的也只是普通小市民,四處排隊、上網預約也買不到一個。市道艱難,基層員工被共度時艱,手停口停。但移工「手停口停」的代價連帶一筆未還清的中介費(按:現時所有外傭必須透過中介來港工作,中介公司藉濫收費用以謀利),以及被遣返回國——如果他們能在本國就業,哪用背井離鄉。

Speaking of family carers, we cannot ignore 300,000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DWs) in Hong Kong. But their stories are tough to tell. Let’s start with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MDWs are facing similar problems as local workers: the employer will not provide you with any surgical masks, go and find one by yourself. However, MDWs are workers who are compelled to live in their employers’ houses. When employers worry that their workers will bring the virus home, with the help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appealing MDWs to stay at home on rest days, many of them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day off even it is only once a week, and some are even fired because they fight for their rest days.

These are social and policy discrimination, but it also relates to the employer’s economic ability despite what is framed as “some conscienceless employers refusing to ensure employee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earching for protective gears is never a concern for wealthy employers, and they don’t mind buying groceries in expensive chain supermarkets. While a number of families who can afford hiring a worker are just ordinary workers, they can’t even buy enough masks for themselves queuing outside medical stores or through online booking.

The market is down, so lower-class employees are fired, leaving the whole family’s living at stake. But what it means for MDWs is a large amount of agency fees due (Note: All MDWs must find a job via agencies in order to work in Hong Kong, which allows agent companies to make huge profits by overcharging) and the destiny of being deported (and that would be nothing left to say expect: who would like to work far from home if they can get a normal job back there?)

再說照顧工作。比起我們的媽媽及其他照顧者,移工的家務勞動至少受薪,但他們又與本地家務助理的工作待遇相差甚遠。目前移工的規定最低工資僅是每月港幣4,630,不受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港幣37.5)保障;且他們又必須與僱主同住一片屋簷下,意味着沒有明確的放工時間。所以不少移工都在訪問裡提到,僱主因應疫情在家工作下的壓力(試著想像你和老闆住在一起24小時待命的情景)。而在不少家庭,移工不是唯一的照顧者——像是Ris,她們的「拍檔」通常都是女僱主。那麼,兩個照顧者之間的分工、協調是怎樣?移工又有多少話事權?當中就有對家務勞動、性別、族群三方面的貶低及歧視。

Then we try to talk about care work. Compared to our mums and other carers, MDWs’ domestic work are at least paid, but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re worse than that of local domestic workers. The current minimum allowable wage for MDWs is HKD4,630 per month, far lower than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level (HKD37.5/hr). Moreover, MDWs are compelled to live with their employers, which means they don’t have definite working hours, so many of them mentioned the pressure of employers working at home these days. (Imagine the scenario when you have to live with your employer and be on call for 24 hours.)

In some families, MDW is not the only carer – Like Ris, their “partners” are always the female employers in the house. So, what is the division and negotiation of care work between the two carers? Do MDWs have the power to say? These involve the depreci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regarding domestic work, gender and race.

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關係就更加微妙。「好似一家人咁。」這是僱傭關係好的家庭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可不是嗎?小朋友的依賴、撒嬌、傲慢、窩心,老人家的愛護、挑剔、脾氣、陪伴,這些情感勞動是每個家庭照顧者的日夜。但終究,他們不是移工的家人。從生疏到親密的關係總有一天會結束,因為移工終要回到自己的家庭,面對那一段動輒十年以上的空白;又,就算他們已在香港紮根,子女已各有家室,他們也不能選擇留下(按:外傭不論在香港打工多少年都不會有永久居民身份證)。再說,再要好的老闆和員工也抹不掉權力的差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rs and those being taken care of is even subtle. ‘We are like a family.’ Said by the family who have goo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deed. The child can be dependent, arrogant, being affectionate and make you touched. The elderly can be caring, fussy, bad tempered and a good company. Such emotional labour is the days and nights of every family carer. Still, they are not the family of MDWs. The daily relationship, strange to close, is going to end some day, because MDWs need to return and fill in that missing page of their own families – which might be missi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Even if they have been rooted in Hong Kong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built their own families, MDWs have no rights to stay (however long they work, MDWs will never have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Plus, the power imbalance is always there even between a friendly employer and employee.

說到底,不過還是:公共照顧服務缺席、性別分工不平等、照顧工作不被承認、移工輸出和輸入國之間的利益輸送、由體制至社會對移民工的歧視。環環相扣,譜出以下苦澀的經歷。但這就是全部嗎?個人的際遇能夠超越這些枷鎖嗎?集體的反抗能夠帶來改變嗎?讓我們在掙扎與反撲之間看見他們的故事。

In the end, it is always the same story: the lack of public care service, gender inequality, non-recognition of domestic/care work, transfer of benefits between the export and import states,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The following bitter experience arise out of this vicious circle. But is that all? Can individual encounters transcend these chains? Can changes be made by collective resistance? Under persistent struggle and countercurrent, let’s hear their stories.

在有錢僱主家中燙傷雙手

Hands Scalded Working for a Wealthy Family

Lia's Hand

Ris傳來的相片 Photo provided by Ris

來自菲律賓的Ris(化名)為一家住在半山的西方家庭工作,最近家裡多了一個新成員:六個月大的BB女Amanda(化名)。太太正在放產假,白天全程照顧女兒;夜晚至第二天早上便交給「阿媽」(陪月員),讓太太可以休息。雖然不用凑B,但新生兒遇上病毒大軍,家裡當然啟動最高防禦級別——Ris成了「前綫」。

Ris (alias), from the Philippines, is working for a western family in the mid-levels. Recently they have a new member: a 6-month-old baby girl, Amanda (alias). The female employer is taking maternity leave, so she looks after the baby during daytime. The family hires a post-natal care worker (Ah-ma) for the night, just to free the mother for some precious, uninterrupted rest. When a newborn encounters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the highest level of defence is adopted. Even though she is not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baby, Ris becomes the “frontline".

每日用酒精和漂白水裡外消毒兩次是基本,特別是屋内大小開關,每一個角落都要嚴陣以待。但因爲女兒是第一胎,太太還不放心,要求Ris用滾水再抹一次。燙得不行,Ris想改用溫水,太太發現後勒令一定要滾水。於是,儘管戴著手套,Ris的雙手還是被燙得處處傷痕,結下黑色的疤。雖然明白僱主的擔心,Ris還是有點生氣:「也太挑剔了吧!」

Disinfecting the house inside out twice a day is just the basic, especially for every switch and corner. But that’s not enough. Since the daughter is her first baby, the female employer still worries and requires Ris to clean using boiling water. Ris once tried to use warm water instead but was immediately stopped doing so. As a result, even with gloves on, Ris’s both hands are scalded with black scars. Understanding the employer’s concern though, Ris is still annoyed: ‘It’s too fussy!’

照舊外出買菜,但太太叮囑不能去街市,只能去離家步行五分鐘的超級市場。而她又想食材新鮮,讓Ris哭笑不得。疫情下,太太特別要求吃得健康和均衡,光是安排餐單就讓Ris有夠頭疼,準備一日三餐成了清潔以外最累人的工作。

As usual, Ris needs to buy food for cooking, but her female employer asks her not to go to the market, but to the supermarket five minutes’ walk away from home. Meanwhile, she wants fresh ingredients which you can’t always buy from the supermarket. Under the epidemic, the employer emphasizes healthy and balanced diet. Ris finds it difficult not only to design the menus, but also to prepare the meals. This has become the most tiring work despite cleaning.

除了有時會去山頂散步,兩位僱主現在基本上都24小時在家,Ris直言:「整個房子都是壓力。」一重是來自調整清潔工作的日程。以前她有自己的節奏,客廳、睡房、廚房逐個來,很快就能完成;現在工作量大了,男僱主又喜歡在飯廳工作,頻繁開會,Ris只能留待他處理完工事才做清潔。第二重則來自僱主的情緒。Ris的男僱主從事金融行業,最近市道不景氣,「你從他的臉色就看得出來。」所以她時刻保持警惕,生怕做錯了點什麽惹來責怪。因此就算晚上完成了一天的工作,Ris也不敢休息,總要找些事情來做。她無奈地笑説,只有每天出去買菜才算得上休息。

Except for occasional walk at the peak, both employers now stay at home for almost the whole day. ‘The stress is all over the house.’ Ris said. The pressure, most directly, comes from the need to reschedule the domestic work. Before, she has her own steps: living room, bedrooms, kitchen, one by one, and it’s fast. But now, in addition to heavier workload, the male employer usually works and has meetings in the dining room, so Ris has to wait until he finishes work. Another pressure stems from the employer’s emotions. Ris’s employer works in the financial field where business is down. ‘You can tell from his face.’ So Ris has to be alert all the time to avoid anything wrong. Even if she has finished all the work, she will still find some work to do just to save herself from being blamed on. She said sadly that she can only rest while going out for groceries.

不過,Ris說自己已經很幸運:僱主有能力給她提供足夠的防疫物資,也肯讓她放假;就算僱主在家工作,她還是有自己的房間,廚房也算是她的小天地。聽到不少姊妹要自己買口罩、幾個月沒有假放(按:勞工處早前呼籲外傭休息日留在家中),她更擔心疫情下其他移工姊妹的工作和生活。

Nevertheless, Ris still feels she is lucky enough to get enough masks and sanitizers from the employer, and can still take her day offs. Even though both employers are working at home, she still has her own room and almost her own space in the kitchen. Knowing many sisters have to buy masks herself or haven’t taken their day offs for months (Note: the Labour Department recently encourages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to stay at home during their rest days), she is worried about the working condition and life of other migrant sisters under the epidemic.

 

當姐姐遇上婆婆——家務的權威

Po Po: The Authority of Housekeeping

Ana(化名)是印尼移工,剛剛結束了與上一任僱主的八年合約。八年前,僱主的兒子才兩歲,女孩還未出世;轉眼間,女孩已讀二年班,不再需要她帶著。但Ana還是很想念他們,特別是女孩,「肥嘟嘟好似我啊」。換了新僱主,Ana還和他們聯繫,不過現在疫情緊張,所以不敢上門探訪。

Ana (alias) is an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 who has just finished her 8-year contract with her previous employer. 8 years ago, her employer’s son was only 2 years old and the daughter was not even born. Now, the daughter is attending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rimary school and she no longer needs a helper. Ana still misses them, especially the girl. ‘She is baby, fat just like me.’ Having a new employer, Ana still contacts them, but she hasn’t visited them for a while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來到現任僱主家裡照顧婆婆,難免要一段磨合期。婆婆自有一套打理家務的經驗,常常要求Ana跟從。家住彩虹,Ana自然到樓下街市買菜;但婆婆卻總讓她去深水埗,因爲那裡的菜更便宜。疫情之下,每天坐巴士或地鐵買菜,受感染的風險很大,但Ana也沒辦法,只得一個禮拜去一次,不然婆婆會說她不懂省錢。以前婆婆每個禮拜都出去喝茶,現在也不出門,和Ana的摩擦更多。廚房更是「重地」:每次Ana在廚房煮菜,婆婆都進來「指點」。打掃完在客廳休息一下,婆婆又過來罵她偷懶,讓她無所適從。

It takes some time to accommodate each other when Ana starts to take care of the grandma (po po) in this current family. Grandma has her own way of housekeeping and always asks Ana to follow. For example, living in Choi Hung, Ana obviously will do grocery shopping in the market downstairs. However, grandma asks her to go to Shum Shui Po because the groceries are cheaper there. Under the epidemic, travelling frequently by bus or MTR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being infected, but Ana has no choice but to go there once a week, otherwise grandma will blame her for wasting money. Grandma used to go for dim sum (yum cha) once a week, but now she always stays at home because of Covid-19. More conflicts arise. The kitchen even becomes the “battlefield”: Grandma will come in and give order whenever Ana is preparing the meals. Sometimes when Ana takes a break in the living room after cleaning, grandma will blame her for slacking off. It is hard for Ana to get along with her.

爲了增强防疫,Ana現在每天進行兩次家居消毒,漂白水都把手泡爛了。平常的照顧工作一樣辛苦:每天晚上先給婆婆按摩,再等她看完電視,Ana常常要等到晚上12點才能休息。除了照顧婆婆,由於Ana的僱主三兄弟住在隔壁,每個禮拜六還要為這三個大家庭煮晚飯,直到凌晨兩點才能睡。「唔夠休息、唔夠訓啊,身體成日唔舒服,宜家又有virus(病毒)……」照顧工作繁重,身體不堪重任恐怕也是不少移工疫情下的隱憂。

To better prevent the epidemic, Ana disinfects the flat twice a day. The bleach has cracked her skin of both hands. The routine caring work is also heavy. After doing massage for grandma and waiting her to finish watching TV, Ana can only rest at mid-night. Besides taking care of grandma, as Ana’ employer and his two brothers live next door, she also needs to cook for the three big families every Saturday night and can only sleep at 2:00 a.m. ‘I don’t have enough rest or sleep, so I easily feel ill. And the virus is out there…’ Poor health due to the heavy workload becomes a concern of most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under the epidemic.

Hands of Ana

Ana拍下自己的雙手 Ana took a photo of her hands

多一個「女兒」

Another Daughter

Nina(化名)從僱主的女兒一出世便照顧她到現在,都已經四年半了。現在學校和興趣班都停課,Nina在家中陪著女孩。不過,因爲小朋友在家,清潔的時候要格外小心,不能讓她吸入消毒水或漂白水的氣味,所以通常會等她睡覺或家人帶她上街時才消毒。有時一家人會去爬山,不過大多時間夫婦兩人都在家工作, Nina的工作也多了:以前只需要準備早晚兩餐,現在三餐要備齊。但現在因爲不用等僱主下班回家,晚上早開飯,Nina可以早點休息。

It has been four and a half years since the daughter of Nina’s (alias) employer was born. As schools and interest classes are suspended now, Nina accompanies the girl at home. However, she needs to be more careful while cleaning to prevent the child taking in the smell of alcohol and bleach, so she usually disinfects the flat only when the girl is sleeping or taken out by her parents. The family will go hiking sometimes, but for most of the time, the couple work at home, which increases Nina’s workload. While she only needs to prepare breakfast and dinner before, she now has to cook fo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Meanwhile, since she doesn’t need to wait for her employer from work, dinner starts earlier, she can also take an earlier rest.

IMG-20200307-WA0001我們讓Nina傳一張代表自己工作的照片。她傳來自己的「床」——一張床褥。這是她自己的房間,但裡面擺滿雜物。

We asked Nina to send us a photo that can show her work. She sent us her “bed”, which is a mattress only. Although this is her own room, it is filled with boxes and sundry items.

上個月,因爲僱主擔心口罩供應不足,沒有給Nina準備口罩,因此也不讓她放假。於是Nina托在印尼的丈夫寄了些口罩,才向僱主爭取到如常放假。同時,Ana和Nina同屬的印尼移民工工會(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Union, IMWU)也張羅了不少口罩,派給不獲僱主提供口罩的移工和本地基層清潔工、保安、老人家。

Last month, due to the concern of mask shortage, Nina’s employers did not prepare masks for her, nor did they allow her to take a day off. She had to ask her husband in Indonesia to send her some masks. Since then, she was finally allowed to have her holidays. At that time,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Union (IMWU), where Ana and Nina are both members, also started to collect masks and distribute them to migrant workers who do not get from their employers, as well as local grassroots cleaners, safety guards and the elderly.

談起她照顧的小女孩,口罩下的Nina露出歡顔。女孩有什麽吃的都要分Nina一個,家人帶她去吃糖水,她總嚷嚷「俾姐姐」。Nina有兩個女兒,分別是10歲和13歲,每當她在房間和女兒視訊,小女孩就一臉嫉妒的樣子,但自己的兩個女兒就很喜歡這個「小妹妹」。想起當初她剛出世,太太教Nina拍嗝,因爲印尼沒有這個做法,她嚇得要死,生怕把嬰兒弄傷。而八年前,Nina最小的女兒也才一歲,還沒照顧多久就來了香港。可能是因為這樣,Nina提起僱主的女兒時總說:「好似湊緊自己個女。」

Speaking of her employer’s daughter, Nina expressed her excitement even with her mask on. The girl will share all her food and snacks with Nina. When the family takes her out for dessert (Tong Shui), she always asks to reserve one for jeje (Note: Jeje is a Cantonese term used by Hong Kong family to refer t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Nina has two daughters, one is now 13 years old and the other is 10. Every time when she has a video call with her daughters, the girl seems jealous, but her two daughters like this “little sister” very much. Nina recalls the time when the girl was born, the female employer taught her to pat on the baby’s back to help her burp. But as there is no such practice in Indonesia, Nina was nervous and worried that she would hurt the baby. In fact, Nina’s younger daughter only turned one when she came to Hong Kong eight years ago. She had not even looked after her for long. Perhaps that’s why when she mentioned her employer’s daughter, she always said, ‘just like taking care of my daughter.’

~~~~~~~~~

【照顧者的抗疫日常】前言 
[Days and Nights of Family Carers in the Epidemic] Foreword

轉載|【照顧者的抗疫日常】前言 [Days and Nights of Family Carers in the Epidemic] Foreword

轉載自 [草根.行動.媒體]

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autonomous 8a

 

今年婦女節,又撞上疫情,讓我們談談照顧者。

Let’s talk about family carers on this coming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the epidemic.

當街坊深夜排隊買口罩時,有些照顧者離不開需要貼身照顧的家庭成員,看著剩餘的防疫物資發愁。從前家以外的生活,一下子全都壓縮到家裡頭:停課不停學,小孩焗住在家不能外出「放電」,家庭主婦要一邊看著孩子一邊想辦法上街買菜;在職媽媽可能要請假留在家中,在家工作的大人也要煩惱怎麼和小朋友共處,有不能放假的基層工人,索性帶着小孩上班。家人之間磨擦增多,家裡空間夠大的或者還能有私人空間得以喘息,住劏房的則只能擠在一百呎內承受磨擦。家務勞動的擔子也重了幾斤:漂白水、消毒劑侵蝕雙手,洗衫曬衫就耗了半日。疫情在外爆發,家中的壓力也跟著爆炸。

Few masks left. While residents are queuing for surgical masks, some carers are unable to leave the house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of whom require continuous care  alone. All of a sudden, the life outside is compressed into the house: Class is suspended but learning must be continued. Children are“locked”at home with no chance to go out and release their energy. Housewives find it difficult to go grocery shopping while looking after the kid. Working mums have to take a leave. Adults working from home have no idea how to continue their work while getting along with the children. Grassroots workers who cannot take a leave might have to take their kids to work. When the conflict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re intensified, you might still breathe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just have a bigger enough house which allows your own space, otherwise, you have to endure the conflict in a subdivided house of maybe a hundred square feet. Housework has become heavier: bleach and disinfectant are hurting the hands. Doing the laundry has already cost half a day. The epidemic breaks out, and people are stressed out in the house.

非洲有句諺語,需要整個村莊才養得大一個孩子。其實放之當下也一樣,不論小朋友、老人家、病患、還是不同能力人士,需要整個社會才撐得起這些照顧工作。只是,沒有多少人願意認清這個集體責任——政府更加不會,所以公共托兒、安老、院舍服務的資源就只有這樣少,一個個小家庭唯有自己硬食。這裡先是對照顧工作的輕視。

There is an African proverb: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s also true here today. It takes a society to support these care work, let it be the care for children, the elderly, patients or people of different abilities. However, not many would like to recognize this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nor would the government. Public care services like child care, elderly care and home services are scarce, so individual families have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themselves. This is a social depreciation of care work.

而在這些小家庭中背起照顧責任的,大多都是家中的女人。她們是「阿媽」、「師奶」。為何大家會覺得她們理所當然留在家中?難道她們沒有想做的事只懂精打細算柴米油鹽?那為什麼她們的勞動就不是「工作」?為什麼家務勞動無糧出是合理的?這些就是說了幾百年、無數婦女以生命控訴的性別分工不平等。

In these small families, it is nearly always  women who bear a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e. They are mums and housewives. Why are they supposed to be home? Don’t they have any pursuits of their own but pinching pennies and cooking? Then why their domestic work is not counted as ‘work’? Why unpaid domestic work is justified? These are problems of gender inequality that have been rais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with the costs of countless women’s lives.

有人說不對啊,香港是性別平等的社會,你看現在有多少職場女強人。哦,那是因為還有一種女人叫作「工人姐姐」,有資源的家庭,把家務照顧工作交給了一班離鄉背井的移民家務工(移工)。她們又是什麼人?好端端為什麼要來香港幫人湊仔?自己國家沒有工作嗎?裡頭其實是移工輸出和輸入國之間的利益輸送。香港人對「賓妹/印傭」「聽話/乖巧」的要求,剝削的工資、工時和強制留宿下的居住條件,是連帶着一串由體制至社會對不同種族移民工的歧視,依附在對家務勞動的矮化之上,令人有性別平等的錯覺。

Some may say, no, Hong Kong is a society wher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See how many iron ladies in job scene nowadays. Oh, we haven’t mentioned another group of women called “jeje”(a Cantonese term referring t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by Hong Kong families). Some families have the financial ability to “outsource” the domestic and care work t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DWs), who have left their home and come all the way long to work in Hong Kong. Who are they? Why would they bother to come and look after someone else’s kid? Don’t they have job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at is a story of the transfer of benefits between labour export and import states. Meanwhile,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of different races are happening in Hong Kong: Employers require domestic workers (who they usually use some discriminating words to refer like“piney (Filipino)/indo (Indonesian) servant”) to be obedient/”smart working”. MDWs are exploited in terms of their salary, working hours and living conditions under the compulsory live-in rule. And all of these exploitation are built on the depreciation of domestic work, yet it creates an illusion of gender equality .

大圖像是這樣,但每個照顧者的生命故事都不盡相同,也不是每一個都能在這種敘述下找到位置的。「姐姐」和「太太」除了老闆和工人,還能發展怎樣的關係?還有一眾男照顧者呢?他們在面對什麼?就算公共照顧服務到位了,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各自又能有多少自主?他們在疫情下的生活當然反映著以上錯綜複雜的問題,可是在嘗試消化、應對或反抗的過程裡,他們又打開了怎樣的天地(或通向更多問題的入口)?

The big picture is like that, but the life story of each carer is not the same. Not everyone can fit in such narration. Despite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what else can happen between an “Jeje”MDW and a “Madam”female employer? How about  male carers? What are they facing? Given that there are 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how much self-determination autonomous can the carer and caree have? Carers’ life in the epidemic reflects the complication above, but what have they explored while processing, reacting to or resisting the problems  (if not opening up an entry towards more problems)?

我們本想在婦女節前做一系列訪問,卻發現約訪本身就揭露了很「照顧者」的問題:時間。各位在家中打仗似的,哪有什麼心機和你細說家常?還有一些很心酸的答覆:不能放假的移工無法與我們見面,在僱主家中也難以透過電話暢談心中所想,工傷工友照顧者擔心保險公司探口風,住宿舍的不同能力朋友因為網絡信號差時常斷線。所以我們慢慢來,希望在三八之後,還能延續對照顧者的關注,一起分享這一輪探究。

We planned to conduct a series of interviews before the Women’s Day, but when we tried to contact potential interviewees, we encountered problems that are very typical for carers: time constraint. They are all struggling at home, how could they be free to talk to us? And we also heard some sad responses: An MDW was unable to meet us since she is not allowed to have a day-off.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her to express herself freely through the phone in the employer’s house.  A carer for the victim of work accident had concerns on whether we are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trying to minimize compensation for the worker. A friend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living in a residential care home had a bad network connection with frequent drop-offs during the interview. So, we will take it slow. We hope the care for carers can be extended after 8th March and we’ll share our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together with you.

 

關於移工共行委員會
About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misocom)

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抱持着與草根結連共行,植建真正人民自主互重共行的取態,投入於移工眾群及運動之中,透過認識、了解、掌握、傳播及扣連共行,為草根眾群,有機共生的民主投入一己之可能。成員於不同方位持續投入於移工眾群及運動之中,同時持續地向周遭群體傳播相關訊息及認知。

misocom connect and walk with the grassroots. we endeavour to fight for the genuine autonomy of peoples with mutual respect from the root, where participating in democracy in their own capacities becomes possible. we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mas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movement through knowing, understanding, being familiarized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grassroots. our members continue to take part in migrant workers’ movemen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istribute information and share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ublic.

~~~~~~~~~

【照顧者的抗疫日常】移工姐姐:僱傭關係、種族分野之下的照顧工作(一)
[Days and Nights of Family Carers in the Epidemic]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Care Work, Employment and Race (I)

轉載影片|口罩的疑惑

轉自:PolicyTube 政視

武漢肺炎疫情下,清潔工人亦是接觸得病毒細菌最多的一群人。他們在工作崗位上要獲得口罩遇上什麼問題?他們又怎樣看口罩供應問題?

#香港服務業清潔工會
#工友權益聯社
#武漢肺炎

轉載|醫護罷工第一日:護士、清潔姨姨、街坊齊齊撐

[草根.行動.媒體]報導
行動記者:車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政府無視民間封關的訴求,前線醫護和全香港人的安危懸在一線。醫管局員工陣線短短幾日內爆增會員數目至近二萬人,今(2月3日)發起第一日罷工,號召非緊急醫護人員罷工,若政府不在23:59前回應全面封關等五大訴求,便立刻發起第二輪總罷工(編按:特首林鄭月娥下午出席記招宣佈封閉部分關口;當晚工會與醫管局談判破裂,第二階段全體會員罷工正式啟動)。[草根.行動.媒體]來到屯門醫院現場,和罷工與不罷工的醫護人員、負責醫院清潔的姨姨,及前來聲援的屯門街坊聊了一下。

Inked83635285_188366562228446_5377178000938762240_n_LI

屯門醫院街站的聲援義工

 

護士心聲:罷工仍心繫病人

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理事譚小姐本身也是公立醫院護士,做了五、六年,工作範圍涵蓋手術及醫療兩方面。她在去年10月左右加入工會前期籌備工作,12月正式成為理事一員。要罷工,她坦言醫護人員受到巨大壓力。「首先你擔心patient(病人)。病房唔可以冇人……二嚟擔心加重同事負擔。」她不同意醫護罷工是自私的行為,像過往掛十號風球,一眾同事堅持行路也要上班。以她任職的病房為例,今次醞釀罷工,同事之間早已協調好人手,以維持部分醫療運作,譬如夜更會安排二至三人當值。問及罷工期間當值的同事會否有怨言,譚小姐表示不參與罷工的同事其實都很支持今次行動,堅持上班不過是為病人著想,絕非支持政府的說辭。除了處理病人的期望和同事的工作量,上司的壓力也令很多醫護徘徊在罷與不罷之間。雖然譚小姐的部門經理(DOM)並沒有施加太多壓力,但有同事被上司威脅,如果罷工,就要投訴他至吊銷牌照。

 

醫護罷工其中一個訴求,是提供足夠配套予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譚小姐為我們描述了病房物資緊拙的情況:一般病房的口罩只有最低規格(Level 1),口罩的分配不再靠請示,轉由上級統一配置數量。護士的保護裝備裝備還差過警察:防護衣完全無法遮蓋頸部、腳部和鞋。隔離病房的安排更加失當,負壓系統並不完善:除了單門設計以致無法有效隔離病菌外,有些醫護需要離開病床,走至另一病房透過網絡攝像機(webcam)觀察病人情況,根本無法為病人提供合理的照顧(有關隔離病房的物資短缺情況,可閱讀明報周刊報導)。

84701566_1077605775950917_3159424616347205632_n1

Matthew是醫管局員工陣線的義工,現職公立醫院化驗員。平日的工作包括化驗血液、糞便或尿液樣本,供醫生作診斷。疫情爆發後,化驗室也成為感染肺炎的高危場所。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昨日才剛確定新型冠狀病毒可靠糞便傳播,會否發現或發展成血液傳播仍是未知數,但Matthew稱化驗員的防護裝備只是一個口罩、手套及普通的實驗袍。就算被通知要檢驗懷疑病例的樣本,防護措施上也沒有加強。他坦言,現時連隔離病房的設施也不足夠,更何況他們這些不直接接觸病人的。今早在屯門醫院門口看見探熱人員有穿個人防護設備(PPE),他身邊有個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同事還感到羨慕。運送懷疑病例的化驗樣本過程同樣存危:Matthew指,這些樣本都只是簡單加多一層包裝,沒有額外的保護措置或運送指引。身位醫護人員,知道更多現時防疫的細節,他更加不忿:「政府完全係置香港於危險之中……仲要到宜家軟件(對病毒的掌握)、硬件(防疫設施和裝備)都係unknown(未知),點可以咁樣草菅人命?」

 

對於反對罷工的聲音,Matthew很想告訴大家,其實醫護人員才是對病人最上心。有醫生朋友因為手頭上太多症,還在說:「今日睇完,聽日先罷啦。」他希望透過今次罷工,醫管局高層可以重視現時醫護物資、配置不足的問題,更希望他們學懂尊重自己的同事和下屬,而不是一味地唾罵和責怪,否則只是將全香港人推至深淵。

84654785_552574178666967_4128189524008239104_n

一位病人的心聲

 

不罷工同事的支持

午休時間,任職屯門醫院文員的Chloe和Apple前來街站支持。兩人均負責專科門診的工作,也會直接接觸病人。「一定要封關!」Chloe指,今早才剛剛接到一個由深圳過關、拖住行李箱和小朋友的病人,她能做的也只是通知姑娘,讓他們加強警惕;而自己的防護裝備只有一個口罩和文員袍,上班時無時無刻感到威脅。醫院大門的探熱程序也會有漏洞:醫院聲稱職員不用探熱,但連職員證也不用出示。Chloe擔心,不知有多少病人因此漏了探熱而直接進入醫院。兩人沒有罷工,令她們猶豫的主要是病人取藥的問題,「因為專科的藥普通門診冇得攞。」雖然有同事響應罷工,她們稱工作量上也不算太大,會繼續支持今次罷工行動。

83850516_861632617603453_2960957390234583040_n

Chloe和Apple午休時間前來街站寫連儂墻。

 

一位屯門醫院的清潔姨姨在樓梯上大喊「支持!」令街站的士氣大增,還風趣地說:「唔好影我,我蛇王㗎咋!」正職醫護的防護裝備都緊拙,身為兼職外判病人服務助理(PCA),姨姨的裝備也只有口罩,穿著外判公司的制服。早前有位叔叔經過街站時,責罵罷工的醫護沒有職業道德。姨姨反駁:「職業道德?人哋條命就唔係命啊?」真性情的她不斷粗口問候林鄭月娥和陳肇始,指兩人不妨自己親身來醫院幫忙感受一下。她自反送中運動以來便有上街遊行,整個清潔隊都知她是「黃絲」,不時與同事舌戰。去年十月一位14歲少年在元朗示威中遭便衣警員開槍射中大腿,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姨姨記憶猶新:「……一槍打落個𡃁仔度,14歲咋,三個防暴仲將佢五花大綁……我一邊拖地,一邊鬧,講起就激氣。」如此敢言,怕不怕丟了工作?姨姨說得瀟灑:自己六十多歲人,「老一歲當賺咗」,還管這些嗎?

84219377_1007906959584599_5340112373044740096_n

屯門街坊大集合

前來聲援的還有一眾屯門街坊。劉太以前做過八年保健員,負責派藥、插喉等工作,所以特別明白醫護人員的辛苦。因為太辛苦,子女也大了,便轉行做保安。去年反送中運動打響鑼鼓,她全情投入。因為調更麻煩又不想整天請假,她索性辭了份工,做「全職社運人」。透過運動,她識得一班屯元天的朋友,緊貼連登資訊,每逢有行動便會出現,又上法庭聲援、入荔枝角收押所探望手足。「我一個禮拜探兩次,有啲好慘㗎,五、六十歲入咗去,我哋咪買啲嘢入去探囉。」劉太和朋友今日11點半到現場,看見罷工簽到的人龍排到長一長,感到鼓舞。一些當年一齊學保健的同學反對醫護罷工,劉太反斥「佢哋係救香港,唔係自私。」她認為武漢肺炎爆發,大家都會受害,要求封關只是不想看見香港好像武漢一樣「淪陷」。與劉太一行人相熟的屯元天「戰友」李生中午12時到達,前一日留意到醫管局員工陣線會員大會通過罷工的議案,覺得醫護人員很齊心、很踴躍,認為今次是香港這麼多年來最有本錢的罷工:「港共政府都要靠我哋班醫護人員……(再加上)今次肺炎市民連口罩都買唔到,你話點樣平息民怨!」最後他們都想和醫護人員說聲:「撐醫護,撐到底!你哋做得啱!」

83486202_783809338783072_7574598348926091264_n

84523626_515548585746072_4670892361646080000_n

李生舉的紙牌用路邊拾起的樹枝支撐,有街坊伯伯路過叫他找支地拖棍,不用舉得這麼辛苦。李生答:「臨時拉夫,咁先夠街坊啊嘛!」

 

杜先生早上8點多就到達現場,他聽見有些路過街坊罵醫護是逃兵,隨即回家換了一塊紙牌回應(見下圖)。他認為醫護絕不是逃兵,也不是為自保,是香港政府在逃避責任、逃避醫療系統「爆煲」的現實。他指出,當權者完全有能力防疫,實行全面封關,而非一味「希望」疫情不會社區爆發。看見今次醫護罷工如火如荼,他分享了自己08年組織「維他奶工潮」的經歷:當年他是維他奶公司的一名基層員工,負責開貨車。03年沙士期間,公司打著「共度時艱」的名義扣減人工;沙士一過,薪金卻沒有調整,引來員工不滿。當時杜先生只憑一個「勇」字,透過聯誼組織廠內、廠外員工,了解他們在職場上的困難,一齊爭取改善勞工待遇,例如工廠員工需要在高溫生產的環境下工作,他們便向公司要求增加風扇。罷工的起因是公司「陰濕」減人工。佣金制度下,以杜先生為例,底薪每月7千左右,高峰時連佣可賺得2萬。但公司竟然稱是品牌形象做得好才讓產品賣得好,要改變佣金計算方法,但實質變相減薪。杜生在要求保障薪金的談判中被無理解僱,成為200多人罷工的導火線,最後成功爭取。所以他非常明白醫護罷工的犧牲,即使組了工會、有一定的法例保障,仍然難逃秋後算賬,呼籲大眾理解和支持。

84349788_797601084041288_8141426443067326464_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