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要求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聯署 】

轉自:職工盟(HKCTU)

聯署鏈接:https://forms.gle/huA9qzkM8MjeSmbR9

武漢肺炎持續蔓延,而且傳染能力比沙士更強,不僅重創香港經濟,影響勞工生計,同時亦威脅市民健康。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出現連番失誤和錯判,現行法例對僱主亦欠缺應有規範,令香港疫情更難於控制。

在香港這人口密集的地方,很多僱員的工作環境,均需要接觸大量人流,甚至接觸來自各地受感染地區的人士。在如此廣泛及高傳播風險的疫症下,實在有強烈的需要去探討更有效的僱員補償措施。

來自各行各業的僱員,例如從事醫治及照顧病人、防疫檢疫工作、清潔及衛生行業、需為顧客或服務對象近距離提供各類服務等,均在不同程度承受著感染的風險。

早於疫症爆發初期,社會上已有不少專業人士及民間團體提出,政府應盡快修例,將武漢肺炎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列表。政府官員卻回應疫症仍在發展中,有待其醫學及流行病學有明確定論後,才可進行修改法例。如此官僚的處理方式,嚴重脫離民情,忽視疫症對香港僱員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隨著第二波疫情爆發,政府仍遲遲未將疫症納入法定職業病列表,換言之,假使員工不幸在工作期間因工感染武漢肺炎,亦需要根據僱員補償條例證明自己是工作期間因工染病,方可獲得賠償。如此不但舉證困難,受感染的員工更需要在染病期間,甚或在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的情況下,花大量時間、心神處理繁複的追討程序及負擔巨額訟費。這對於不幸染病的僱員及其家人而言,構成了不人道和殘酷的二次傷害。

在全城皆須專注抗疫的時候,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毋忘過往的教訓,盡快落實將武漢肺炎列入《僱員補償條例》附表2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附表2作為職業病,將訂明期間定為兩個月,保障範圍包括任何涉及接觸或可能接觸患者或病原體的職業,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健康和安全。

 

 

一圖看清唔同地方點支援freelancer政策

轉自: 香港自由工作者工會 HKFU

未提供相片說明。

武漢肺炎咁嚴重,各國都開始有唔同政策支援國民,包括派錢抗疫,減輕大家壓力。好好既地方係,原來好多政策都有講明援助政策係會包埋自由工作者或自僱人士,就咁睇應該都知呢種聘用模式都真係越來越流行。
咁呀,我地不如望下香港有咩幫到我地?呀……..sor,佢地好似唔知咩叫自由工作者,所以比大家既援助係0,係0呀!
所以,依家呢個時間都真係靠住自己先了。
#自由工作者
#工會
#武漢肺炎

無奈何與無間斷–從文職到照顧生涯

轉自: 草根‧行動‧媒體

訪問、撰文:曉欣、椰青(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實習生)
協力:維怡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媒體伙伴)
圖:phoebe
從少時經歷與家人一起做外發手工,到文職人員再轉照顧員,阿花(化名)的打工涯,可謂不少同代進入職場的基層文職女性的寫照,也見證了香港由輕工業、貿易港、工業北上、前店後廠三角製造,到金融與服務業的時代。同時,她與家人的經歷,也見證了香港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老化下,安老政策嚴重不足的困境。人生,充滿了各式各樣不可控的因素,一件微小且偶然的事件,便足以改變命運;更有大量事情,或者在我們意識它存在之前,它已強烈地影響著我們每個微小生命的走向。在社會變遷的鴻流裡,阿花如何蹣跚而堅定地走著自己的路呢?

「咁大個都未試過唔番工」
阿花(化名)小時家住雞寮徒置區,家中的事,她已不太記得,只知道屋租、家頭細務,父母都會打點好,所以對屋租、消費水平等等,她一點記憶也沒有。不過,六十七十年代乃是香港輕工業的全盛期,香港有許多電子、玩具、成衣等等的工廠。工廠下班後,更有大量外發工可以讓勞動階層當成兼職拿回家,一家大小一起做。六十年代出生的阿花,小時候亦經歷過一家大小一起做外發工,她舉起手給我們看:「啤手錶膠圈,啤到宜家手上都有個印!」回憶中,除了在家中做手錶的工序,她再年長一點時,也有做暑期工,做過包括生產手套的工廠。阿花笑說:「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唔番工!」

「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
七十年代末,香港已成轉口港,貿易公司發展蓬勃,股票市場亦已成形,需要大量文職勞動人口。阿花完成中五課程後,因未能升學而選讀為期半年的秘書班,及後在啟德機場的空運貨站公司(Hactl)當文員,負責輸入一些貨運資料,薪酬為每月$1,200元左右。阿花指,以剛畢業的學生及當時的物價指數來説是相當不錯:「同期畢業嘅同學仔,嗰時每個月都只係拎緊$900-$1,000蚊,所以我覺得呢份工嘅人工幾好,而且都只係入吓資料咁。」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升遷機會,而且需要輪三更,包括通宵更:「屋企人唔鍾意,話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因此只工作了三個月便離職。阿花表示很可惜,問及她為何接受家人的說法,她笑說:「嗰時懶係乖嘛!」這個年代通宵更並不盛行,一般為主流所接受的工種之中,也沒有沒有像711這類通宵營業的店舖,夜歸少年往住會被視為不良青年,更何況是通宵達旦的工作,容易令人產生遐想。

「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
此後,阿花有一段長時間不在香港,她亦不願談及。當她再次回到香港,已經踏入千禧年,不少境況與過往大有不同。隨著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香港不少工廠因而北移,工業逐漸式微,風光不再,香港經濟亦逐漸轉型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
「走之前都仲係雞寮徙置區,一番到嚟已經上咗公屋,雞寮都變咗翠屏邨。」當筆者問及回來後變化這麼大,而且又上了年紀,會否感到徬徨時,阿花則答:「唔徬徨,嗰陣失業率都只係3.8%,唔算好高,都容易搵工,差在人工高低咁解,而且我相信總會搵到,差遲早問題姐」。「但都心急搵工嘅,會有壓迫感」阿花形容母親從小到大都很勤奮,星期一至六早上在工廠工作,晚上有時做住家工,及一些工廠外發工,又去賣菜,近乎沒有停過手,是典型透過工作建立自己的人。亦因如此,為阿花帶來些許的壓迫感,不敢停下來或停太久,想早點找到工作。「嗰陣媽媽見我仲未搵到工,就同我講不如去揸巴士啦」阿花見筆者大感驚訝,問她是否有駕駛執照,她笑說:「哽係無啦,嗰陣邊有女人揸巴士㗎,全部男人嚟,而且我又咁細粒!」

而此時的阿花已經四十多歲,想找文職工作,但基於年紀問題,不少公司都不會聘用,遭受市場排擠。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失業問題的根源》(2004年6月)報告顯示,2000-2003年期間30至49歲的女性勞工是失業率最高的一群。而且當時許多文職都開始轉型,需要一兼多職甚至有些許體力勞動,例如在緊急情況下需要「出街」:去銀行入數、送文件等,因此他們多半都會聘請相對年輕的員工。阿花指:「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因此,她當時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得到兩份文職的回應,一份是塑膠玩具承辦商文員,另一份則是某科技公司聘請秘書,兩份工作的薪酬相約,每月有$8,500-$9,500元左右,然而前者的工作地點離家甚近,後者則在現時離家遠一點,她説:「媽媽叫我做玩具廠呢份,因為近屋企,而且又包伙食包午餐」,她指出當時父母皆已退休,家中經濟就靠她一人,最後因地理因素及福利待遇而選擇了玩具廠文員的工作。

「珠三角製造」的尾水從業員
阿花指出塑膠玩具廠某程度上是擔任承辦商的角色,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搭建合作橋樑。其實她所說的,就是因中國改革開放和資本全球化轉型而成的「前店後廠」中港經貿關係。九十年代的香港,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地轉變成一個營運中心,控制着分佈廣且跨地域的生產網。讓香港從服務於海外客戶的合約生產承包商轉化為「三角製造」中的代理商,串連著「珠三角」中另外兩端的海外買家和內地工廠。
阿花任職的公司生產的玩具種類繁多,各種類型的娃娃、過山車、積木、車仔都有,而且是專門仿製名牌的:「即係個名牌改左兩隻英文字,個商標樣差唔多嗰種囉」。公司規模不大,兩位老闆加上員工:包括設計員、執板員、打雜員、會計員及兩位文員,一共只有八人。文員一位對內(本地客戶),一位對外(外國客戶),而她便是與外國客戶聯繫的那位,負責接訂單、寄出及簽收玩具樣板的快遞,每年需要到玩具展推銷產品給客人,吸引他們到辦公室下訂單。她指單是這些工作已忙到停不下來,然而老闆還會叫她做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佢有時會叫我做工作範圍以外嘅嘢,例如會叫我去執板房,但呢個其實另外有工友去做,忙起上嚟打雜嘅都要做。仲有呀佢臨放工先叫你做嘢,做多15分鐘左右啦,唔會超過30分鐘,因為超過30分鐘先計OT呀嘛!」
除了老闆無理的要求,同事針對她年紀大的刻薄的言語亦讓她不好受:「印象最深刻就係有個同事話我喺度獻世,嗰陣聽到真係好唔開心!」
「嘿!你哋都唔知啲黑暗史!」訪問到中段,阿花才提起這件事。當阿花正式就職後,才發現香港這邊的老闆,會打電話叫內地的工廠用無毒材料做「特別版」,然後拎去化驗所化驗,獲取安全認證,而她就負責把安全認證的電郵寄給外國的客戶,稱該批貨品無毒,但事實上可能真正運到外國的玩具,是含鉛超標或含有其他有害物質。當問及對這件事有何感受時,她續説:「覺得自己知法犯法咁囉,都好無奈,因為嗰陣都難搵工,呢份都搵左幾個月先搵到,而且又拒絕咗秘書嗰份,唯有繼續做。」筆者拿訪問的第一稿與阿花討論時,表示沒有想過原來在「中國製造」之下的有毒玩具,原來是香港這邊拿的主意,阿花慨嘆:「奸商就在哪裡都一樣是奸商!」
這個三角製造模式,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已逐漸式微。看來,在時間上,阿花是進入了這個模式的「尾水」,故也同時面對了這個模式失落後對其從業員的打擊。這份工她做了十年,直至珠三角製造的模式結束,玩具廠結業,帶來她的失業。

 

由文員轉行為照顧員 嘆未能學以致用
玩具廠結業後,適逢阿花的母親重病纏繞,面對病母,她毅然放棄重新找工作,決定全職照顧母親。不幸,阿花的母親不敵病魔,兩年後離開了她,剩下兩父女相依為命。
母親離世後,阿花也有嘗試重拾文職工作,但好景不常,壞景經常,雖找到一間考慮聘請她的公司,可是阿花形容那間公司的要求「離譜」:「份工要求我識會計、識煮飯,又要跑銀行,但淨係開價$8000(按:月薪)…連我開$8500他都不肯!」。阿花找了好幾個月只找到這份文職,懷疑因年紀被壓價,故令阿花考慮轉行。
在照顧母親的經歷中,阿花一直想做得更好,卻覺得自己不懂得去做,於是,萌生想做照顧員的念頭。阿花指,想當照顧員,多少是一份對母親的補償。再者,當時找了三個月都找不到工作,最後見到:「某社會服務機構有培訓同實習,而且仲有津貼,咁我咪去讀書囉」。課程及實習大約為期9-12個月,取得照顧員牌照後,阿花便在工作了一年。她續稱從文職轉行或多或少都有點不甘心:「讀咁多書要幫人執屎執尿,都要用啲時間適應架。」,她坦言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當問及為何不甘心仍繼續做,她無奈笑道:「咁都好過無工返㗎。」受訪時已從事護老服務多年的阿花,同時也覺得照顧員的社會貢獻也不可忽視,因為厭惡性行業,就如護老和清潔工,都是無人想做,但社會又非常需要,否則長者和他們要上班的兒女都會好徬徨。同時,市場對於中年女性的排擠也是個問題,文員職位替代性高,市場一直傾向聘請資歷短的年輕僱員,薪津較低容易控制,反之,擁有多年文書工作經驗的阿花便因年紀及資歷受市場排斥:「當年一齊讀秘書班嘅同學仔好多都轉咗行」。
於是在2011-12年,阿花就在報讀照顧員的機構處工作,做的是離院服務,即是長者剛離開醫院的短時間內,提供的日間上門服務:「一般會做陪診、送飯、上門打掃、沖涼、協助長者做運動…舟車勞頓好辛苦囉」。原來中心服務範圍囊括整個觀塘大區,由秀茂坪到九龍灣都在服務範圍內。「我上下午各做一個家居服務,中午時候要做埋送飯」。身體有舟車勞頓的苦,心底有新人入行的不忿:「做得耐啲嘅人會恰新人,叫你走多一轉派多個飯」阿花也有自己的傲氣,同時也有點泄氣,最終做了一年就轉工。

安老政策嚴重不足 長者、護理員皆叫苦
隨後,阿花又做了一個月政府資助的老人院,但卻只做了一個月。她自言,看不慣同事對待老人家的方式:「朝早要叫老人家起身食早餐,有個做得耐嘅同事見個老人家唔肯起身,就摑佢一巴」、「佢哋仲會偷老人家嘅尿片」。她認為那些護理員都是新移民:「佢哋有啲講普通話、或者有大陸口音嘅廣東話」、「佢哋好多都做咗幾年」。阿花就著她認為有問題的情況向上司反映,上司卻選擇相信年資更長的同事,於是她便灰心離場。

由於筆者對安老政策並不熟識,因此找了些相關資料及訪問了一位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工。2016年政府中期人口統計中,單是觀塘區有111,259名長者,而觀塘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截至2019年3月)卻只有407名,即每1000名長者只有3.6個名額,服務名額少得可憐。根據網上資料,現時全觀塘區,連資助及私營護老院,共有40間,共只有1682個位置。

此外,安老服務人手極度短缺。撰文期間筆者上網搜尋,輕易便搜尋到某招聘網中的相關護理員工作空缺多達三萬多個。受訪社工亦表示,護理員的工作量大而辛苦,他直言:「香港人唔會肯做。」根據《安老院規例》,照顧員與受照顧長者的比例,日間(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期間)為1對20;午間(下午3時至下午10時的期間)為1對40;夜間(下午10時至上午7時的期間)為1對60,加上護理員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當中不少為體力活動,如幫忙洗澡、上下輪椅、處理排便等,還要處理長者的情緒,無論體力勞動還是情感勞動的工作量均大得驚人。
香港人不肯做,唯聘用新移民及外籍勞工以緩人手短缺問題。根據民政事務局的數據顯示,低技術工人就業人口中,單程證持有人(即新移民)佔了82.1%;而在「補充外勞計劃」中,發現政府在2013-2017年間,每年輸入外勞為安老提供護理員服務。根據政府的「補充勞工計劃」所示,外地勞工其工作時間應為每天9小時,而標準合約是以24個月為限,輸入勞工所得的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的每月中位工資。然而,2018年的宏光護老院工潮,卻展示了故事的另一面。事件當中年資由九個月至九年不等的九名外勞照顧員,均指出,合同列明每天工作九小時,然而多年來每天都是工作十二小時,更表由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另一方面,雖然出糧紀錄上,是出了九千七百多元的薪金,但僱主威迫她們,每個月都要自己去銀行提款,回水三千元給僱主。扣除回水的三千元,她們每月的薪金實為六千七百多元,低於本地工人擔任照顧員的每月中位工資。而《僱傭條例》所講的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更加沒有,甚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都沒有。由於被要求做工作範圍外工作的外勞(例如叫護理員洗衣、洗碗、清潔等),屬違反逗留條件,僱主與僱員同犯法,故在政策上便令到外勞不敢向入境處或勞工處告發僱主剝削。曾有同事提出反對意見,馬上被解僱,兼院方怕她向勞工處告狀,故馬上由護老院其他職員脅持她回大陸。
筆者把安老服務人手不足的情況及相關資訊告知阿花後,她才想起百本(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這是一間護理中介公司,負責提供全面的醫療及護理人手方案,在其登記的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可為醫院、診所、院舍、醫療機構、公司及個人提供多元化的醫療護理服務,如病房及院舍人手替假服務、臨時醫護人手輪替服務及陪診服務等。「日間中心等人用嘅時候會搵百本,中介公司嚟,抽水都幾勁下,之後就會派人嚟幫手,多數派醫管局退咗休嘅護士或其他醫護人員好多都超過65歲。」筆者得知後,不禁慨嘆人手短缺的情況,竟嚴重至需要以老護老的地步。
由此可見,安老服務真是嚴重不足,而阿花乃少數仍願入職的本地護理員,除了因為工作難求以外,相信亦是照顧母親的遺憾所致。後來,她找到一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月薪為$1,5000-$2,0000,一做便是六年。她以「小朋友番學放學」作比喻:「呢間中心嘅服務包埋暫託一共64人,會跟車接送長者。早上接過黎,最早兩點半就走,有段時間我地做埋延展服務,中心會延長開放時間,等佢嘅家人接佢返屋企。」對比老人院的工作,她認為老人院會較辛苦。日間中心每日工作流程—為長者安排早餐,然後是做運動的時間,接著午餐後安排午睡,他們醒來以後參與一些休閒活動,最後是離開或逗留。阿花輕描淡寫,描繪出一群年長的幼兒園生活畫面。
阿花直言長者很依賴照顧員:「佢哋好依賴我哋㗎!有個好有錢,住彩頤居嗰啲富貴老人院,成日拎住一包二包行上行落,唔肯俾屋企人㗎,但就肯俾我哋同佢擺係櫃到。我哋拎到之後,其實係同佢清潔個袋,袋裡面全部都係嗰啲舊報紙呀、老人院啲匙羹同橙皮咁。聽聞佢哋喺屋企同日間中心兩個樣,喺屋企好曳,嚟到就好乖!」說著說著,她便想起了以前一位已離職的年輕同事:「以前都有個後生嘅嚟做,廿歲出頭,做左一個禮拜就冇做」問及離職原因時,她回應:「人工少呀嘛,又辛苦,仲要冇晉升機會」對此,她認為新入職的起薪點略低,只有$9000幾,更指政府應對照顧員加薪,以吸引新人及年輕一代入行。

勞損無法報工傷 有苦自己知
日間護理的工作量雖然較老人院輕鬆,但長期做照顧者,其實阿花也需要人照顧。問及照顧長者的工傷問題,阿花道:「勞損囉,腰酸背痛,無得報工傷架,自己睇醫生,食止痛藥囉!」筆者問及,讀護理課程時是否有教正確扶抱姿勢,是否能減少勞損,阿花嘆:「正確姿勢都無用啦!好多同事都是自己貼膠布!」(按:即坊間的震痛貼之類)
護理員平日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腰酸背痛這種勞損無疑是職業疾病。然而,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當中48種指定職業病以外的疾病,均不會視作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在政府的角度,認為病跟職業一定要對等,即完全由職業引起,才可定義為職業病。可見現時的工傷制度未夠完善,即便因工受損亦難以獲得補償。
阿花的觀察和親身體驗,呈現了護理員日常的辛勞,面對着沉重而龐大的工作量,確實即便使用了正確姿勢也沒用呢!

批資源配套不當  盼老父獲適切照顧
有主見的阿花還觀察到安老服務安排不善的問題,由於觀塘區服務涵蓋秀茂坪到九龍灣,縱然同屬觀塘區,但不少服務使用者仍然須「跨區」使用服務。就像有長者住秀茂坪區,但申請到的服務只有牛頭角中心;又或住在牛頭角的長者,卻被送去九龍灣的中心。阿花觀察,其實應該為長者安排「原區安置」,除了長者來去比較方便,也少些交通擠塞的時間,大家都不用那麼辛苦。對於這個問題,受訪社工認為機制本身有問題,亦側面確認了阿花的觀察:「本身個機制就係咁:排位嘅時候可以揀區,你可以揀哂所有區,亦都可以淨係揀你住嗰區,有位就入,入咗之後冇得再轉。」即是,申請者若派往不理想的地區,他可以選擇接受該額位,一旦接受就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他亦可以選擇拒絕,繼續等待其他地區的空缺,但等待時間亦會因而增加,對長者和家人(尤其是經濟狀況不佳,需家中多人出外出工作賺錢的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壓力。
阿花又指「有啲家庭有(編按:外藉)工人,都照送佢黎,唔知政府申請門檻係點,資源點解咁用?」按照現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申請門檻,只要長者「年滿60歲或以上,在社區內居住並無接受院舍服務;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並適合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和未能獲得護老者全時間照顧」。申請日間護理中心無須入息審查,但需要健康評估。阿花之所以有這個看法,或多或少是參考了個人生活經驗:阿花做一份全職,下班還要做家頭細務、執屋煮飯、照顧年邁父親。以年屆90父親為例:「前排佢跌親,搵唔到人幫手,佢要自己去醫院覆診。只可以申請到3個月離院服務,其他服務仲輪候緊」。阿花自己任職安老服務,照顧別人的父母,但自己年邁的父親卻無人照顧,情況猶如離鄉別井的外藉家務工,照顧別人的父母子女,卻無法照顧自己的父母子女。由於安老服務的不足,導致沒有離鄉別井的阿花,竟也承受著同樣的遺憾,事實上,希望年邁的父親同樣擁有適切的照顧,是個多麼卑微的要求呢?

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
阿花在照顧母親期間認識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最初參加手工藝班如環保皂,放鬆一下,後來也不時參加中心時事討論活動,間中若能暫時放下工作和老父,更會跟女工會一起去示威遊行。她笑言較少與朋友聯絡,希望女工會開放時間延長或開放禮拜六日:「放假日子,食完飯都可以落黎坐下,休息下…不過,都應該係無乜可能架啦呵!」她笑道。
對於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筆者再追問下去,發現阿花年青時也喜歡看一些流行小說,就是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衛斯理和亦舒,也會看李碧華。她坦言以前小時候比較喜歡聽收音機,並早在學生時期就養成了聽新聞的習慣,也喜歡留意時事:「住喺香港都要關心下我哋呢個家發生緊啲咩事」;連對國際新聞她也會注意:「到最後都會影響到我同家人,都要關心下啦!」
其實,從阿花對每份工作的工作環境和老闆的評論,可以見到,她對身邊的不平事也有些敏感度。對阿花而言,上班是有償長者照顧者,回家是無償長者照顧者,其實根本工作無間斷,自己的思想、感受都不太有空間可以抒發。因此,位於自己家附近的女工會,對阿花來說,就是一個又可以坐一坐,放空一下,又可以與人聊上幾句的社區中心,彌足珍貴。問及在同區的多個社區中心之中,為何揀選了女工會,阿花坦言,能討論社會時事的女工會,比起其他社區中心,對她而言更有吸引力。事實上,市面上同時搞婦女活動與社會事件探討分析的中心,的確不多,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性別定型的想法:中年基層婦女或多自我認定,或多被認定不會關心社會大事。故而,對少數想離開這種性別定型的婦女來說,便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容身的社區參與空間,這一點,或許也值得社會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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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 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 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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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三位印尼移工的性別角色期待

文:lidy chen (第十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學員)

作為中國內地農村家庭五個孩子中的大女兒,從小我就被叮囑要做家務,晚上不要出去,要聽話。離開家去另一個城市讀大學的時候,父親暗示我女性的貞潔很重要。大學畢業後三年後的我已25歲,身邊同齡的女性陸陸續續都結婚了,父母也催我結婚。一直以來,對於這些期待,我一方面想做一個好女兒,另一方面又想掙脫。

在草根媒體實習過程中,每週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接觸到幾乎是女性的印尼移工1。在前兩個月的相處交談過程中,大多數印尼移工對於32歲的我還未結婚生子感到驚訝,移工們大多數二十幾歲就已經結婚生子。我也發現印尼移工被期待的女性角色跟我有相似之處,比如要幫忙家務,晚上不能出去,要保護貞潔,到了一定的年齡要結婚生子。我於是想進一步瞭解印尼社會對印尼女性的角色期待,受訪的印尼移工怎樣以他們的方式去擔任這個角色以及出國打工的遷徙的過程中移工對於性別角色的觀察。

Adima:家務是女人做

每週日聚集在維園的印尼移工,大多都穿著各種顏色和款式的頭巾2,身著長袖長裙,也有些和我沒什麼差別,著褲裝恤衫。Adima也是著褲裝恤衫,只是他一直戴著頭巾。在Lipmi(印尼移工聯盟)的九週年慶典上,Adima是移工團體BTM&B3的主唱之一,他歌聲嘹亮,歌唱著移工在香港工作受到的不公平待遇。32Adima,女兒已經10歲了。

Adima來自東爪哇Tulungagung的一個村莊TawingTulungagung是一個鄉鎮,從Tawing要半個小時的電單車車程到TulungagungAdima的爸爸在自己的土地上種米和煙草。媽媽負責打理家務,在家裡做完飯就帶飯到田裡給爸爸吃後一起工作。Adima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小時候Adima要幫媽媽做家務,哥哥就照顧牛。Adima笑笑說,有女人在家裡,就女人做。如果沒有女人,就男人做。有一個女人在家裡就一定是女人做。

有一次,煙葉收購商欠款不還,因此爸爸沒有錢給Adima交學費,Adima初中畢業就輟學了。在鄰居的介紹下,他去鄰居在蘇門答臘島開的舖頭做收銀員。後來他媽媽有叫他回去讀書,但Adima覺得自己已經有能力賺錢了,就沒回去繼續讀書。兩年後,Adima去巴厘島的工廠縫外國遊客穿的沙灘裙。第二年就沒有去了,因為沒有朋友陪同,爸爸不同意。Adima之後就在家鄉車衣。

Adima21歲時打算和表姐去台灣打工,但他媽媽擔心他如果先出國打工可能會三十多歲才結婚,希望他先結婚再考慮出國打工的事。當時有一28歲的男人向Adima表明愛意,想和他拍拖,Adima覺得如果喜歡他就要結婚,因為伊斯蘭教要求是結婚後才可以發生性行為。

Adima 21歲就嫁到了離Tawing約半個小時電單車距離的靠海的村莊Pantai。一年後女兒誕生,出國打工的事就暫時擱置了。Adima說,在他的村里,男人主要負責賺錢,女人負責做家務。丈夫出海捕魚供應給街市舖頭,Adima在家照顧女兒,做家務。丈夫捕魚回家或者放假時會幫忙照顧女兒和做家務,但不是那麼多。有一次Adima要去河邊洗衣,就讓丈夫幫忙看看鍋裡正在煎的魚,結果他丈夫忘記了,魚也焦了。

在女兒出生到三歲的期間,Adima也在家車衣。三年間他自己很少賺錢,因為很少時間車衣。他和丈夫商量,考慮到女兒以後讀書需要錢,也打算再蓋房子,夫妻倆就出國打工賺錢了。丈夫去了台灣打工,他就來香港。女兒就給Adima的父母照顧。

來香港工作已經7年的Adima發現,香港男人會進廚房。之前有兩個僱主都是先生教他怎麼煮飯。他的印尼朋友也有遇到這樣的情況,大多數時候是男僱主下廚煮飯。有一次他照顧的是一位婆婆,當婆婆的兒子和兒媳婦放假來探望婆婆的時候,兒子讓Adima不要做飯,照顧婆婆就好,兒子就進廚房煲湯了,兒媳婦就做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和Adima聊天。他覺得和印尼很不一樣,在印尼幾乎都是女人做飯。

Adima認為可能是香港的太太不喜歡做家務。Adima的僱主太太有上班賺錢。我問Adima現在你也賺錢了,以後你回印尼,是否也會讓丈夫多做家務。Adima說不會,他自己做。Adima表示以後回印尼,想賺錢開商店賣東西,車衣或者幫家人種田。假如丈夫出海捕魚,他自已也都賺錢,家務就還是自己做的。在印尼,就是女人做家務。相對女人在家做家務,他覺得男人在外面賺錢辛苦一點。現在丈夫在家,也是丈夫妹妹過來做打掃衛生。

Adima覺得是香港和印尼兩個地方文化不同。他沒結婚前在自己家,哥哥會做飯,但是是做給自己吃。他哥哥和朋友晚上出去玩回來,媽媽睡覺了,他就在廚房炒飯給自己吃。三餐家人吃的飯就一定是女人煮飯,他媽媽或者是他。他表示女兒大一些也會幫忙做家務,如果是兒子就很少。『如果我有兒子,就幫丈夫耕田,捕魚。』

Adima說,在印尼丈夫一定要給妻子錢。丈夫的錢就是妻子的錢,妻子的錢就不是丈夫的錢。Adima現在在自己父母的家旁邊建自己的屋。如果在他自己家鄉他更容易找到車衣的工作。Adima喜歡自己賺錢,不喜歡丈夫給他錢。丈夫的錢給女兒就好。在她看來,其實女人不可以賺錢,應該要在家裡照顧孩子和丈夫,但現在女人也賺錢。

Anna:受宗教影響的婚姻家庭觀

Anna來自東爪哇Tulungagung靠海的村莊Pantai。父母幫別人耕田維生。家裡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小學畢業後Anna就沒有繼續讀書。『我很想讀書,但家裡沒有錢給我讀書。』13歲開始他就很少在家,先是在首都雅加達做過家務工,進過鞋廠,也在泗水做過餐廳服務員。

Anna 18歲來到香港打工。到香港後覺得在外一個人很開心,Anna回憶那時來香港打工,一星期放假兩天,放假經常去灣仔的迪斯科舞廳玩。雖然父母都信仰伊斯蘭教,但在Anna小時候忙於生計,沒有時間教他伊斯蘭教戴頭巾等規訓。來香港後Anna沒有跟伊斯蘭教的規定著衣,也沒有包頭巾。

2004年,Anna在大埔的僱主做家務工,那年印尼海嘯的時候,他在電視上看到5分鐘內很多人死了。他很怕,第二天他就去拜伊斯蘭教真主Allah。那時Anna和僱主同住,一個月休息兩天,不是禮拜日,沒有時間學可蘭經。有時他不想和人講話,就祈禱,『覺得信了真主Allah會舒服』。

2006Anna在朋友的介紹下去澳門打工。澳門的經歷給Anna的宗教信仰帶來很大轉變。僱主讓他和其他移工住宿舍。Anna每天早上9點去上班,去街市買餸11點到僱主家,打掃衛生,煲湯,準備晚飯,吃完飯,再打掃衛生,晚上7點下班。這份不和僱主同住的工作讓Anna多了時間和同住的移工一起做飯吃,一起玩,修完了中學課程,學會了用電腦上網,也通過網絡和家鄉的男人談戀愛。她還參加了伊斯蘭教組織,學習可蘭經,那之後Anna開始戴頭巾。

Anna說他『以前是個假小子,穿男孩的衣服,也不聽爸爸媽媽的話。』Anna有想過不結婚,因為覺得一個人很開心。他十七,十八歲的時候。媽媽很想他結婚,介紹了男人給他。他不認識媽媽介紹的男人,覺得不認識就結婚不好。他不想結婚,也因為曾經被男人欺騙過。2012年底,此時Anna已經在澳門為同一個僱主工作六年了,但32歲的Anna結束了在澳門的工作,遠嫁到離東爪哇家鄉當時坐巴士要4天的蘇門答臘島。一方面他想要小孩子,另外弟弟也要結婚。宗教信仰和家鄉習俗讓Anna選擇了結婚:『信仰伊斯蘭教一定要結婚後才可以有小孩子。我的弟弟也要結婚了,如果姐姐沒有結婚的話弟弟不可以結婚。』

當講起香港有的女人不結婚的時候,Anna說是那是個人的選擇。在印尼的話,如果不結婚會不開心。他以前不想回印尼,不想結婚。伊斯蘭教要求女人一定要結婚。他仔細考慮也覺得應該結婚,因為擔心如果不結婚別人會說是不是因為男人不喜歡他。他結婚有家庭的話,也符合真主Allah的要求,不會去地獄。

婚後和家婆同住,丈夫去上班,Anna就做印尼小吃賣給家附近的雜貨店,每天約掙100港幣。婚後一年,Anna就生了一個兒子。20192月他再次來到香港做家務工。聊到她為什麼再次出國打工,Anna說他想要有屬於自己和丈夫的房子。蘇門答臘島的遊客越來越多,他也想要儲夠本錢回去開餐館。『我掛住在香港的朋友,也很想見在澳門的朋友,他們還在澳門工作,我也想去澳門工作,但現在的老闆很好,所以繼續在這裡做。我打算做四年,就回去做妻子、做媽媽。』

Anna在上水照顧一個老太太。Anna照顧的老太太跟子女說,有Anna睇住(照顧)他,要子女自己開心點。他覺得香港父母不想麻煩子女,在印尼是兒子或者女兒一起照顧父母。『父母在孩子小的時候教我講話,怎麼吃東西。為什麼父母老了要讓他們進老人院。』Anna覺得父母老了要照顧他們,即使不能在身邊照顧也要寄錢給他們。在澳門參加組織的時候,如果有姐妹的家人去世了,成員就會一起祈禱。他說,『父母如果去世之後兒女會幫父母祈禱。我希望自己死後兒子也可以給我祈禱。』

Tiara:離開家鄉後的自由

Tiara今年23歲。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九龍公園。那個週日,當大多數移工都戴著頭巾著長裙慶祝開齋節的時候,Tiara穿著深色恤衫白色齊膝裙,帶著眼鏡,令我印象深刻。

Tiara來自爪哇島中部城市SemarangTengaran村。他有兩個哥哥,一個6歲的弟弟。Tiara的爸爸曾是蘇門答臘某區域的教科書代理。爸爸的這份工作令家裡有較好的經濟條件。家鄉住的房子有兩層樓,共6間睡房,三個客廳。從Tiara小學到18歲的十多年期間,家裡僱傭了兩個鐘點家務工,一個負責打掃,一個負責煮飯。Tiara在家不用做家務。直到Tiara 18歲,印尼政府更改了教科書的課程綱要,並掌握了新版本教科書的出售權,Tiara的爸爸失去了教科書代理的工作,家裡不再請家務工,Tiara才開始幫忙做家務。

Tiara從小意識到自己做為女性和哥哥的不同。哥哥可以晚回家或者不回家在外面過夜,而他傍晚6點後就要回到家裡。他想:『可能我離開家裡就會有更多的自由。』

15歲時Tiara就選擇到離家1個小時電單車車程的Surakarta城讀高中。讀高中的第一年他不習慣住宿的規矩,如要按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Tiara想要更多自由,而母親也給他自由,一年後他就搬出來住了。他的父母都是是伊斯蘭教徒,父親已經去過麥加朝聖。在蘇門答臘工作的父親並不知道她搬出來住,是母親給他經濟支持。她和一位同鄉的同學合租了一個單間,廚房和客廳和其他租客共用。

出來租房後,Tiara晚上外出到十一、十二點回家。他和朋友在外面吃飯,去咖啡館聊天,打桌球,或者是去跑步和游泳。大學的時候她選擇到首都雅加達的大學學習餐飲和商務管理。她想要到新的地方認識新的朋友,有更多不同的經歷,而且在雅加達有親戚。他的家鄉同齡朋友有的結婚了,有的在家鄉附近的大學就讀。

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父親沒有了教科書代理工作,Tiara沒有錢交學費就輟學了。他在家鄉用社交媒體賣自己做的蛋糕,也做過校服的代理商。村民們大多不會用社交媒體,網上生意不好做。為了要儲錢開實體店,Tiara 2018年來到了香港做家務工。

第一個合約做了六個月她就終止合約回去了印尼。第一個合約的僱主是一對幾乎每天都吵架的夫婦。僱主吵架起來就會摔盤子或打碎玻璃家具,就算是半夜也要他起來打掃。幾個月後夫婦離婚分開住了,僱主就要求Tiara打掃兩個不同地點的房子,這與簽約時的條款不同,僱主沒有履行合約內容,但僱主還是要他選擇是否繼續合約,Tiara選擇辭職。現在的僱主是Tiara的第二個合約,才開始5個月。

來到香港賺錢後的Tiara似乎對自己的『自由』有了更多的話事權。『我爸爸雖然現在住在家鄉,但我(在家鄉)晚上還是出去。因為我已經能賺錢養自己和給家裡了。』雖然鄰居還是會說三道四,但他不理。他覺得自己不會再那裡住很久。以前大家都晚上在家,村里很安靜。這兩年有公司或製衣廠,因為工人晚上要加班,晚上在外面的人也多了。

Tiara說,『我常常想要去別的地方,想要離開家鄉,在家鄉有太多來自鄰居的壓力。』家鄉的鄰居會在背後閒聊女孩的行為,有的評論會傳到他耳裡,說他是女人,為什麼晚回家,為什麼不做家務,為什麼不結婚。Tiara說,在城市別人不會管其他人的私生活,也沒有鄰居的閒言閒語。

Tiara有一個堂/表姐26歲了還沒結婚,鄰居就說沒有人要他。家鄉覺得女人到了2526歲就是老女人。他自己就認為結婚和年齡沒關係,要看是否遇到適合結婚的人,不是到了某個年齡就得結婚。家鄉的男人倒沒有這方面的困擾,『男人即使是在鄉村裡,還是自由的。』

他打電話給父母的時候也會談論有的人高中畢業就結婚,他覺得太早結婚是過時的傳統。他跟他父母說,不要跟他講結婚的事。他媽媽也讓他不要現在結婚,先賺錢幫家裡。我爸爸現在沒有工作,我需要賺錢給他去做生意。『爸爸要我不要離家太遠。沒有辦法,要生存,要賺錢,我要相信自己。我和爸爸說,我現在賺很多錢,你不要嗎?我不跟從別人,我自己做決定。我可能27歲,也可能30歲結婚。』

關於伊斯蘭教對於衣著的規訓,Tiara說『我從小就學習伊斯蘭教,老師和媽媽要求我戴頭巾,從小學到大學我都戴頭巾,現在媽媽沒有要求我戴頭巾,也讓我穿短裙,只要不是超短裙就好。雖然媽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但他尊重我的選擇。我媽媽很開明,我十六歲就離開家裡。媽媽就相信我。他相信我會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任。我在香港不戴頭巾,因為受到的對待會很不同。我去買東西的時候。不戴頭巾的時候店員會招呼我問我需要什麼,如果我戴,店員就對我冷冰冰。他們的反應讓我覺得不舒服。我就不戴頭巾了。我覺得不戴比較舒服。我是伊斯蘭教徒。伊斯蘭教說戴頭巾是保護我的身體,我認為保護我的身體是看我的行為,不是看我穿什麼。』

Tiara表示很少和香港人接觸,對香港也還不是很了解。訪問的時候她正受到中介公司的騷擾,因為她拒絕支付中介公司的超額中介費。她在移工團體的幫助下到印尼領事館尋求幫助。

結語

Adima聽父母的話到了年齡結婚,婚後為了女兒的將來出國打工。以家庭為重似乎給了她安全感。而在這個更需要錢的年代,也不想只是依靠丈夫賺錢,自己也要賺錢,但同時也要承擔起傳統社會對於女人的性別期待,家務就是女人做的。宗教給了Anna安全感,雖然有過不想結婚,也按照宗教和社會的規訓選擇了婚姻。而還未到『老女人』年紀的Tiara,雖然少不了鄰居的指指點點,也有了自己對於婚姻的看法。

他們的人生好像都是自己的選擇,但這個選擇背後是社會,宗教對於女性的規訓。在這個物品和人類繁忙流動的全球化時代,人遷徙着,規訓也隨之遷徙着,而作為移民工人,也還有資本主義的壓榨和剝削。

1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2018年香港印尼移工的數量是16,5907,其中女性數量16,5620,佔99.8%

2 90%的印尼居民是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規定是女性要戴頭巾。

3 BTM&B成立於201681日,是維護移工權益,處理移工姊妹的求助個案的印尼移工組織之一。

轉載|深水埗區議會快訊 – 欽州街組合社會房屋

 

今屆深水埗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喺3月19日開左第二次會議,邀請左唔同政府部門代表參與討論,討論議題相當豐富,包括露宿者友善政策、抗疫期間舊樓及公屋喉管維修、家居隔離安排等。

雖然小編都唔算話好熟悉每一個議題,不過作為深水埗街坊都好希望了解下社區發生緊乜野事,所以將會議內容稍作整理,再同大家分享!呢幾日,我地將會陸續將整理好既內容放上facebook,大家有任何意見同想法,都歡迎喺留言中一齊討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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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州街組合社會房屋】

文/ 小吉
圖/ 彤

未提供相片說明。

有關欽州街 的 #組合社會房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計劃在 #欽州街與通州街交界 地皮,興建組合社會房屋。社聯王先生回應,工程進度方面,地鋪已開始招標,今年4月中截止。因內地佛山廠停工,工程稍延。

選擇營運團體方面,以往建到差不多再招營運機構,現在未開始招。所有項目都要按照機制,有個名冊內有不同團體,開放給團體申請,現有28個團體申請。現時全港營運社會房屋機構約有10個,歡迎團體申請。

單位數量分配方面,希望落成時有210個單位,但要預留部份給管理公司等設施,可能會少一點。一、二、三人單位會各佔3成。

地皮其他空間用作 #假日墟市 方面,推動墟市工作,已做了好多年。由於欽州街地盤地方不是很大,若日後建成,建物內有空地,徵詢街坊意見後都可以做。希望整個招營運機構過程是 #由下而上,決定單位提供什麼服務模式。同時也覺得可以有墟市在內,視乎團體計劃。

議員問運房局,假設欽州街做 #過渡性房屋,又要有智能停車場,又想有墟市,局方會否叫政府拆 #昌新里天橋,建多些過渡性房屋,甚至公屋?局方未有回應。

有關五年營運期方面,議員問現時運房局政策容許做五年,建屋已用了幾年,營運上只剩很少時間,會否有調節?「五年」是由提供土地開始計,還是入伙開始計?

運房局陳生回應:由於是短期租約,臨時房屋,不須向城規會申請。「五年」以開工為起點,五年是包括建屋時間。五年後,好大機會可續約,但不適宜超過五年。租約上,市區閒置地與鄉郊棕地處理方法不一樣。

計劃透明度方面,議員希望局方可以提高透明度,將計劃已知詳情在網上公佈。

社聯補充,做組合社會房屋主要目標不是關於住屋問題,是想幫基層。 #社區經濟#居民互助是核心,如分享傢電、技術。至於墟市,則希望就著深水埗區的社區狀態設立。

運房局回應,會盡量將資料放上網,亦會上立法會報告進展。

圖片來源:「組合社會房屋計劃」官方網站

轉載|駿洋邨一日變檢疫中心準居民被迫接受 對政府不滿強烈要求入伙時間表  

 

[草根.行動.媒體] 特約記者:落草

二月初,特首忽然違反了粉嶺暉明邨後作出的承諾:不會再用未入伙公屋作為檢疫中心。可是,徵用駿洋邨作檢疫中心,不單令政府被指違信,過程中疑似沒有第一時間直接與準居民溝通,甚至只是知會也並未在第一時間做……

準居民看新聞才知曉變故    家園本伸手可及卻變遙遠憧憬 
原本獲編配火炭駿洋邨的準公屋居民,在去年11月相繼歡天喜地收到房屋署的通知,告知若接受駿洋邨編配,便可以往屋邨辦事處確認。各人都鬆一口氣,以為快將告別長長的苦等期,以及惡劣又貴租的住屋環境。豈知,2月7日,警方忽然重防於火炭駿洋邨外,網上流傳該邨將成檢疫中心。沙田區議會穗禾選區區議員麥梓健2月8日在臉書上表示,查詢後才獲民政署確認,駿洋邨將會是隔離住所的選址之一,但未交代落實時間表。

2月8日,特首在防疫記者會上,是被記者問到才告知:「駿洋邨,尤其是它是位處火炭,是一個工業區,它後面是有一些村民居住,但並不是大型公共屋邨。我也看過,應該是一些鄉郊村落…這個量比較多而未入伙的駿洋邨,是一個我們現時非常短缺而需要用的設施……」

直至2月11日,各準住戶才陸續收到一條聲稱來自房屋署的幾行訊息,確認去年11月街坊在屋邨辦事處登記時主任所講的「2月-4月應可以入伙」,將不會成真。換句話說,這個決定,並非一開始就直接通知準住戶。現居於葵青區劏房的李女士指,其實自己當初知道這消息,都只是看新聞才知。

(收到幾行短訊,街坊上樓夢又變得遙遠)

陳帆聲稱早已提醒居民勿預先作安排  街坊大失預算稱從未被提醒
2月19日運房局局長陳帆在立法會指,房屋署向準居民發出駿洋邨的編配訊息時,「已特別聲明入伙日期不確定,也特別提醒這些準戶主,未入伙前不要取消現有租約,甚或改變子女上課的地區。」(影片)

對此,現居荃灣舊樓的長者阿佩指,她記得11月去到屋邨辦事處時,那裡的主任有跟她與丈夫說,入伙應該就是明年2月,叫他們做好準備。住葵青劏房的李女士也記得,主任跟她講入伙時間雖未定,但大概是明年2-4月,請她作好安排。阿佩認為,這是主任好心提醒,請準居民們就租屋、孩子上學等情況早作適當安排,以免到時失預算。

阿佩也指出,現所租住的舊樓單位,業主只有加租不會維修,老鼠多不在話下,水管接駁位、床上天花都會漏水,疫情下更擔心。阿佩更主動拍下家中的狀況給讀者了解:

(水管接駁位要用膠紙封住以防漏水)     


   (床邊常放老鼠籠,孫兒來到時常很害怕)

(廚房常有老鼠,一打開櫃門仔細看就會看到一堆老鼠屎)


 (舊年樓上漏水,煤氣爐破爛經常漏電、業主不肯換)

(照片提供:阿佩)

李女士有一個歲半的手抱兒子和一個唸初小的兒子,由於估計要轉校,所以已提早跟學校講了兒子要轉校。同時,李女士劏房的租約在一月尾屆滿,本來跟包租婆說了二月後不再租,現在發生變故,包租婆也對她忽然改變計劃表示不滿,且未講定到底租約完結後是否加租。李女士目前獨力帶著兩個兒子生活,在疫情下照顧兩名幼兒本已是百上加斤,且每個月的綜援金,交租、伙食和基本日用之外,已經沒有儲蓄。她甚為擔心,租約完前的租是四千多,加上超收的水電已達大概五千元,若包租婆加租,不知那裡來的錢可以交租。

就著陳局長言論,街坊找來房署派編號、派駿洋邨時的信件及附件,不見有「特別提醒」大家不要把入伙日期當真去安排生活。


 



(照片提供:關注組成員)

就算真的有提及入伙不確定性,相比起幾頁密密麻麻都是官式語言的紙張,一位草根街坊獲得眼前公職人員確認日子,其真實感當然是更強,於是便開始作安排,誰知大失預算。

問及現時最需要的是什麼,兩位準居民不約而同地要求:「最緊要有入伙時間表!」

中轉屋安排妄顧居民生活  補貼杯水車薪只是好過無
2月20日,準居民都收到房署的「預早編配即將落成公屋單位計劃」信件,阿佩和李女士分別都沒有填,阿佩的先生對政府破壞承諾很憤怒,連信都撕破。

信中給了準居民幾個選擇:
一)繼續等待駿洋邨單位;
二)去屯門區寶田中轉屋暫作安排,並保留駿洋邨單位;
三)放棄駿洋邨單位,房屋署給予該戶多一次機會再行編配擴展市區,若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會為該戶保留駿洋邨單位;
四)放棄駿洋邨單位,房屋署給予該戶多一次機會再行編配擴展市區,若找到房署認為適當地方,而該戶因房署不接納的理由而拒絕的話,有兩種情況:如駿洋邨不是原本的第三次(最後一次)配屋機會,則該戶仍可繼續等下一輪編配或保留駿洋邨;如果駿洋邨的編配本是第三次配屋,疑似意味著該戶完全失去資格並要重新排公屋。

自己和丈夫都是長者的阿佩,都覺得去寶田的建議太離地:「寶田不是永久住所,我們年紀這麼大,難道現在就將所有家檔搬去屯門寶田,等到駿洋邨可以時才搬回來?我們不是年青人,這樣搬來搬去不行的!」時常在關注組群組與街坊聊天的她,更講述其他人的情況:「那些有兩個小孩在市區讀不同學校的,你叫那些阿媽怎樣每日在屯門帶他們上學?還要上班的怎辦?」李女士也同樣表示,孩子在葵涌就學,如果每天這樣往來,交通費驚人,大兒子上學放學期間不知要怎安置自己和小兒子。

至於第三、四種可能,對許多準居民們來講,大家都知排公屋有幾難,如果再編配另一居所,變數大,心理壓力大。阿佩則肯定地回應:「因為不信任政府,所以不會填回條。」再者,阿佩兩夫婦是長者,已在申請過程中幾次向房署表達希望配在荃灣,因要住近女兒及協助照顧孫兒。結果房署依然配火炭的駿洋邨給他們。他們衡量過 ,拒絕就可能要再等候多月, 也試過搭車由荃灣到駿洋,覺得車程尚可接受,便接受了房署安排。駿洋邨準住戶權益關注組的組織者陳偉雄慨嘆阿佩的個案顯示了房署配屋「從來都不以人為本,只是以方便行政出發。」

日前由葵涌、荃灣、深水埗及油尖旺等多區準備被分配與入伙駿洋邨的準居民,組成的「駿洋邨準住戶權益關注組」所開的記招,有要求房屋署提供公屋空置單位、沙田區其他公屋、石籬中轉屋或市區過渡性房屋等靠近市區或在原區的房屋,以舒緩街坊不知何日終結的等待之苦。陳偉雄認為,準居民作為政策的受害者,最反感就是特首同運房局局長陳帆的言論,顯示他們根本感受不到街坊期望入住公屋的迫切性。

參考全港劏房租金中位數等指標提昇生活津貼 入伙後免租一年

關注組在記招上也指出,受影響戶因上班上學之故,須於市區私人市場租住房屋,政府現時只宣布為受影響戶提供6000元的特惠津貼。現時租金高企,加租不斷,加上疫情未明朗,每戶都支出大增,不少租戶都指出6000元特惠津貼只能勉強應付一個月的劏房租金開支,過份涼薄且不切實際。關注組建議參考全港劏房租金中位數等指標,每月向受影響戶提供一定金額的生活津貼,直至受駿洋邨可作入伙為止。他們亦認為政府應提供免租一年安排給日後入伙駿洋邨的邨民,以補償徵用駿洋邨為檢疫及隔離中心為邨民帶來的壓力及風險的補償。

傳染病檢疫中心風險高  要求當局承諾入伙前的衛生和設施更換
李女士和阿佩都表示,雖然堅持要駿洋邨,但對日後入伙的的衛生情況感到極為擔憂。對此,關注組建議政府就駿洋邨公共空間、各項設施及各居住單位的清潔消毒安排落實具體時間表,並需要清晰列明清潔消毒之準則及其使用設備與人手安排。此外,由於被用作隔離單位的設施及屋邨內的喉管渠管已經被隔離人士使用過,即使清潔消毒亦難以完全釋除準住戶之擔憂。因此,被使用單位內之所有設施(例如馬桶、洗手盆、空調)及屋邨內所有喉管渠管亦應完全更換,以及,應於新居入伴時發放一次性的清毒抗疫用品津貼。

特區政府再失民心 市民質疑為何不另選他址
李女士非常焦慮,對政府此舉大感失望。相對,年紀稍大的阿佩則對政府的表現不算很驚訝,且一肚苦水:「一向都不覺得這個政府是做事的!對草根基層的事一向都不積極,房屋問題最嚴重啦,而且整個經濟都傾斜向大財團,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單一搞旅遊業,一時發達什麼都不管。你看現在,旅遊業一倒,經濟跟著大跌。以前會有多些不同行業、小店,經濟應該更多元化一些…雖然我不贊成搞事,但我好明白,現在年青人真的無希望,像我女兒大學畢業工作多年,也無法儲存到首期去供樓!本來她和先生雖買不到樓但都能賺到一些錢,每個月都會給我們幾千幾千的,但現在不景氣,也給不了這麼多了…」

「好啦,你話好急,一時找不到地方做檢疫中心,我也不是不肯互相幫助,但,差不多兩個月了,政府你是否應再找些空曠些的地方?租酒店?偏遠的軍營?到底有沒有去找?為何不能給我們一個時間表,到底是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入伙?」

(關注組於本月五日去信運房局要求與局長陳帆會見,暫時未見局長有回應。本媒體亦已去信房屋署查問,截止截稿時間暫未見回覆,未來若有回覆,本媒體將會跟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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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麵包與玫瑰:三八不只是婦女節(圖輯)

[草根.行動.媒體] 特約記者:落草 / 圖:shing及怡

《麵包與玫瑰》: 三八抗爭的起源
現今的三月八日婦女節,起源是因為美國女工的抗爭。那是美國還承認自己是「新世界」,自豪於自己是世界各地移民(尤其是歐洲移民)的熔爐的時候。移民往往都是做基層工作,美國的建立都是以此為基礎。那也是工業開始發展,有人發明了番工,將工人一日十幾小時困在工作地點瘋狂勞動的經濟和社會模式,而紡織業中普遍聘請童工和女工,並給予她們遠低於男工的薪金。工廠裡危機重重,工傷不斷,當然亦沒有任何勞工保障。有關三月八日的起源,有點眾說紛紜,有一說是1857年3月8日,紐約州有大量紡織女工出來街頭爭取合理的工作時間,3月8日大家被警察武力驅散,之後兩周,美國成立了史上第一個工會。之後數年,每年3月8日都有工人走上街頭爭取合理的生活。亦有說是1908年3月8日,15000位女工走上街頭,要求合理工時、合理工資和女性選舉權。在抗爭中,更曾有這一幕: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工,輪番用自己母語高唱自己的歌曲,互相確認。這一年,她們也叫出了經典的口號:「麵包與玫瑰」,代表基本生活權以及自由與尊嚴。後來又有人以此為題寫了一首歌曲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 這首歌後來亦成為美國民權運動與性別平權運動的重要歌曲。還有其他說法,也都與女工有關。1975年,聯合國正式確認這天為國際婦女節,可是,也好像從此略去了[勞工]的內涵。


(廿世紀初的民權概念,不只是選舉,而是人應可以有合理分配的時間,去為社會工作、去休息和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

香港三八多年未聯合行動 今年由移民家務工重啟連結
香港的各個婦女團體,已有多年未跨團體聯合慶祝/持續三月八日的抗爭精神。在港的移民家務工各個自發組織,多年都面對很多困難,亦很希望與本地有抗爭意識的團體連結。今年,終於成功邀請到不同的團體,把三月八日的不分國界的抗爭精神重提。今年共同行動的團體計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Gabriela – Hong Kong (菲律賓婦女組織香港分會)、國際移民聯盟 - 香港及澳門分部、亞洲移住人士聯盟、女人節香港、移工共行委員會 - 自治八樓、新婦女協進會、女影香港、移工驕傲遊行籌備委員會。

疫情下唯有分散舉行 無阻強調:「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因此無法進行大型的集會和行動,於是,分散於中環遮打道、大會堂外、郵政總局外、維園草地、新界各地各自一起舉行,共同的主題為「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在她們的聯合聲明中,她們強調了疫情下的照顧者(多為女性),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照顧者:「冠狀病毒疫情開展之後,草根基層婦女備受嚴重沖擊。這可見於,她們因如口罩的防護物資的價格飛升及供應短缺而導致的恐慌,以至家中病患所需的照顧、在家中及工作場所中(清潔工)需加強的潔淨要求、因學校停課而增加的照顧孩童的需要、因消毒衛生而增加接觸有害化學品的需要、以至備受削減工資或裁減解僱的威脅,就像在經濟危機時經常發生的常態)。移民家務工更被歧視性地針對,她們離開僱主家中(職場)外出享受休息日的權利被間接地禁止。
「香港政府更使社會性歧視及剝削行為更為惡化,就如;鼓勵僱主把他們的移工在休息日留在家中、向香港市民發放經濟舒援金,只以永久居留權身份為準則,而忽略移工對香港的照護及勞動的經濟貢獻及對19年冠狀病毒戰疫的辛勞。」

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與國際勞動女性日

億萬人起動的源起是婦女反性暴力和一切針對弱勢性別的暴力,定於每天的西方情人節,即2月14日,現已發展為全球性的行動。每年2月14日,世界各地都會有人在公眾場合行動,以快閃群舞為主,按各地不同的情況而由主辦者加入不同的元素。香港的億萬人起動亦是由移民家務工團體發起,有約200名移工參與星期日的活動,肇因是因印尼移民家務工Erwiana的被虐事件。隨後這幾年,香港一直由移工團體主動發起這個國際性的反性暴力行動,不過因移工的工作限制,主要都會在2月14日最近的周日舉行。今年,移工與本地團體共同商討把億萬人起動的行動與三八一起聯合行動。今年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中環行動

 


今年主題:連結共行爭取婦女權利及尊嚴:直面冠狀病毒威脅,直指政府不作為,奮起抗爭!//

 

幾位講者就著大會主題及主要訴求,分別就照顧者(包括移民家務工和家庭主婦)平時及在疫情下面對的困難、女性一般在職場的被差別待遇及政府欠缺性別視角的問題,一一闡述。代表菲律賓移工團體gabriela的sheila表示,移民家務工恆常面對超長工時、失去假日、無合理休息空間、僱主的暴力、精神、甚至性滋擾、種族歧視等問題。在疫情下,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導致移工的工作量大增,而政府更加作出歧視性的呼籲,建議移工假日留在家中,但香港人卻可以自由出入,她直指這是不可接受的歧視。在每天高壓和長工時工作下,禁止外出等於禁止休息,反會令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和身體狀況也會變差。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對移民家務工的處境深表理解。她表示聽到不少個案被僱主要求加強清潔,又要照顧平時上班上學的僱主,又或者,因學校和老人中心都暫停服務,因此重擔都落在移民家務工身上。同時,有僱主不許工人外出放假,並有多宗因此解僱的個案。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則表示,政府是「性別盲」,政策缺公性別和照顧者的視野。例如女性中層管理人員受高等教育、人工高,但只要一想生小孩,晉升就沒她的份。連她們都要面對歧視,基層婦女條件更差,例如基層的全職、院舍照顧者的工資僅比最低工資高,每日工作10小時,薪金不足1.5萬。另一方面,社區嚴重缺乏托兒服務,政府推出的所謂社區保姆政策,其實是叫人做義工。連本地的照顧者都不受重視,更何況是移工?基層婦女一直受貧困和雙職(外出工作都一樣要回家做家務)的壓力,她形容這會迼成惡性循環,而全社會都要承擔這個後果。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明白疫情之下婦女首當其衝,同時譴責政府做事缺乏性別視野,她指民主黨提出政府發放$5000的照顧者津貼,去支援因停課和社工中心停開下承擔照顧責任的婦女。長毛梁國雄也到場,他強烈指出身為男性被養育成長,的確會有很多事情未必明白另一個性別的人的思考和需要,但特首身為女性,性別視野卻比他還差。300億的抗疫基金中,完全沒有提及長者、女性和勞工。而移工的待遇更加差,既無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保障,現在更被政府歧視。//

發言之後,主辦單位邀請所有講者和現場的參與者,一起跳舞,包括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和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和歌曲break the chain。//

 


現場有許多年青女性一起參與,齊高舉訴求。//

[女人工人,都係自己人!] 集會最後各講者及團體代表,一起表達今次聯合辦三八的主要訴求:

1. The HK government should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implement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verty which do not exclud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1. 香港政府須處理貧困狀況的根本原因,及推行並不排拒移民家務工的有效舒解措施。

2. Implement a living wage for all; review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and extend the labour policy to protect part-time and casual workers.

2. 推行全民生活工資政策,檢討法定最低工資及擴闊勞工政策保障兼職及零散僱員。

3. Recognize home carers by providing social protection and accessible and 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for all people of Hong Kong

3. 確認家庭照僱者,為全香港人民提供社會保障及易於獲得和足夠的公共服務。

4. Protect women and girls; provid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e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4. 保護所有婦女不受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對待,提供易於獲得的資訴及服務。

5. Recognize domestic work as work; scrap all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against migrants; establish a migrants’ committee and; set up regula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migrants’ unions.

5. 確認家務勞動;取消所有針對移工的歧視性措施及政策、設立包括移工代表的委員會、定其咨詢代表移工的工會及相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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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行動

 


在維園草地,也有數個印尼移工團體連合舉辦了國際勞動女性日活動。團體包括:
jbmi(印尼移工網絡)、atki(印尼移工協會)、imwu(印尼移工工會)、lipmi(印尼移工聯盟)、gammi(印尼穆斯林移工聯盟)、pilar(印尼移工反超額收費聯盟)、wanodya indonesian club(印尼女性會社)、btm&b。


兩位主持風趣幽默,不時惹得圍觀的移民家務工們大笑。//

 

不少印尼移工團體都喜歡在行動中加入傳統藝術元素。不同種類的印尼傳統舞蹈,時常在集會中出現,也許是一種身份的確認和對故鄉的懷念。//

 

這位移民家務工在等待出場時聽到主持人喊叫關於勞工權益的口號,顯得很開心。//

在印尼移民工的團體當中,許多事她們都會親力親為,自我組織之餘,在現場也可以同時是表演者/行動者/紀錄者。//

 

在印尼移民家務工的集中中有許多形式,舞蹈、歌唱和反映現實的小劇場都是常見的表達和溝通方式。而one billion rising (億萬起動)的起始舞蹈break the chain,與今年的主題舞蹈和歌曲we are rising,也必不可少。//

 

行動劇場往往會出現,並通常會回應近期她們面對的議題,演出以外更是宣示。昨日的行動劇場,主題都圍繞老闆因新型冠狀肺炎而不准她們外出,或者變相扣假……//

還有一招表達訴求:在被蓋起的咀上,放著不能說又不能不說的話語。//

最後各團體一起發出呼喊,呼籲維園的印尼姐妹一起爭取合理工資和工時、反對官商勾結超收仲介費。在疫情之下,她們認為,香港政府刻意允許公司和僱主通​​過實行無薪休假、裁員、削減工資、不提供補貼和賠償金,去剝奪工人的權利,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移民家務工更可能因此面臨裁員和裁員的威脅。她們更呼籲各印尼姐妹注重保持健康,並須直接參與對抗所有傷害窮人和婦女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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