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移民你我她 並肩同行反送中

2019年6月9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同根社姊妹連同一班支持新移民平等參與香港公民社會的身影出現在遊行隊伍之中。

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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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無證件移民系列 三: 冬天收容所關閉  公民社會助無證件移民找(流動)容身處

十二月至四月一日,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開放冬天收容所 (winter shelter, winteropvang) 供無家者暫宿,情況就如香港在冬天的臨時避寒中心,但阿姆斯特丹冬天收容所則在冬天每晚定期開放,提供的服務與無證件移民收容所(BBB)相約。

當中,冬天收容所的使用者除了是一班荷蘭無家者,還有一班剛來到阿姆斯特丹的無證件移民。這些無證件移民都是在BBB的輪候名單上,期望能有個安定的居所。

然而,四月一日過去,冬天收容所關閉,無家者又要找地方容身。為了支援這班無家無證件移民,由民間組織、教會、NGO組成的聯盟Code Rood Network,先後為他們尋找地方借宿。

在冬天收容所關閉的頭一星期,阿姆斯特丹有七間教會,分別開放教堂地方各一晚,讓無家無證件移民暫睡。在日間,這班移民則到聯盟NGO成員Het Wereldhuis用膳,並在傍晚,在義工帶領下,步行30至60分鐘到教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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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其中一間收容無證件移民的教堂,相中無證件移民身旁一袋袋的是民間捐出的睡袋

(攝影師:Guillermo España Instagram: guillespania.fotogr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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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移民於教堂借宿的情況。他們主要靠睡袋保暖,以單簿的軟墊為床。

(攝影師:Guillermo España Instagram: guillespania.fotografia)

這次的教會收容行動,本是期望在七天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會讓步,開放冬天收容所現址,直至七月一日新的500個BBB床位投入服務。不過,市政府拒絕聯盟建議,強調阿姆斯特丹,已較其他沒有設立冬天收容所的市政府,做了額外的措施支援無家者。市政府只能做的,便只是為這班移民作檢查,安排病重的人入住近乎爆滿的BBB。

慶幸的是,這班移民的精神狀態良好。他們大部分來自厄利垂亞(Eritrea)和其他非洲國家,年紀介乎十八至廿八歲。當中,有位來自津巴布韋(Zimbabwe)的難民,他的目標是成為一位知名DJ,住在教堂的期間他仍繼續創作,並設立了自己的facebook page。憑着信念,他對前景抱有希望,為自由奮鬥,並期望等到七月時入住BBB。

聯盟現時繼續收容行動,找來其他教堂、學校提供場地,並找到一處能在回教齋戒月留足一個月的地方,好讓回教無證件移民在戒食時多休息。

延伸閱讀(建議使用Google Translate閱讀荷蘭文文章):

“Recht op Onderdak en Zorg (Rights to shelter and care)".

Pakhuis de Zwijger. 2019.

“Vijftig uitgeprocedeerden weer op straat na sluiting winteropvang (Fifty people who have exhausted all legal remedies are back on the street after winter care has closed)“. AT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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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五一勞動節–互助採訪隊(2019)報導 系列之二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四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上述團體藉著本次採訪盼與大眾探討所關切的議題,本小隊成員選擇了其中兩組問題採訪受訪者,分別是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的問題。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椰青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Carol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一如以往有多個勞工團體、移工組織、學生組織和政黨參與,我們在遊行隊伍中邀請了阿錦(社工學生)、婉芬(家庭主婦)、KC(工會副公共關係主任)、禤先生(在職工人)和邱太(家庭主婦)表達他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1) 有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政府應否給予照顧者津貼? 照顧者的勞動應否受到肯定?

2) 有團體倡議「生活工資」理念, 對於移民家務工和香港人一同爭取加薪「生活工資」有何看法?

 

照顧者津貼議題

母親節將至,子女/丈夫對母親/太太的愛,是否能以一句「請準我,說聲,真的愛你」作結?母親/太太作為照顧者的角色,是一個年中無休, 日日做足數十小時的「職業」,箇中的辛勞難以想像,但母親的經濟和社會貢獻在社會上應否獲得回報卻一直存在爭議。

(圖: 照顧照顧者平台)

現時政府是有提供照顧者津貼,但只是一項扶貧政策,而非對家務勞動者的回饋。現時只有照顧老弱、傷殘者才有照顧者津貼,而且還要求照顧者本身有收入,及該長者或傷殘人士本身已正在輪候長者/傷殘院舍。現有的照顧者津貼,並不包含一般照顧家庭及兒童的家務勞動照顧者。詳見圖:

(繪圖: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同學  CAROL)

我們的受訪對象對於照顧者津貼又有何看法? 他/她們是如何看待女性家務勞動的角色?

社工系學生阿錦在五一遊行中主要表達「勞動尊嚴」的訴求,當提及照顧者一詞她認為這亦是勞動的一種,特別是一般照顧家庭的家務勞動者不是「老奉」。社會應肯定他們的付出和貢獻,讓他們有基本的勞動尊嚴。她表示現時照顧者津貼的金額太少,更指出不少照顧者因時間問題而需要辭去工作,例如因為照顧工作而無法投身全職工作,在沒有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單靠微薄的津貼難以維持生活,認為津貼金額應提高一點。

 

邱太太(家庭主婦)認為組織家庭是一種個人選擇,因此需要背負這個家庭責任。她又表示這是「give and take」的概念,當選擇了事業,自然要犧牲家庭,反之亦然,兩者之間需作出取捨。故此,她對於一般照顧家庭的家務勞動的勞動價值有所保留。至於照顧者津貼,她認為組織家庭以後不應要求津貼, 很多東西不可以用金錢衡量。更指做家務可以當作做運動來減肥,會有滿足感,而小朋友亦會為家人帶來歡樂,這些就是回報。若真的要向政府申請津貼,需視乎家庭情況,如沒有經濟能力或家中小孩有特殊需要等的家庭,而能夠負擔家庭生活支出的家庭則不應向政府拿錢。隨後又指「建立家庭的犧牲it comes in a package」不能「pick and choose」,「唔通你要老公,你要錢,但佢病果陣唔去照顧佢?」這都是有選擇,家庭照顧責任不是由社會來肯定,而是老公對她的肯定。

而選擇了家庭犧牲了工作的婉芬,以親身經歷訴說照顧者的辛酸。多年前從事家務助理的她,需同時兼顧工作及患有活躍症和肌肉問題的幼兒,經常往返不同的醫院和診所做各種治療。當時她的工作是照顧一位自理能力較差的婆婆,需要長期護理及打掃家務,並須負責一日三餐,因此工時亦相對較長,早上九點至下午三點,然後四點到幼稚園接兒子,再有時帶著他一起到僱主家裏工作。偶爾,她還要請假陪兒子到醫院覆診,她表示曾因壓力過大而在街上暈倒,到醫院才發現自己甲狀腺超標。最後僱主因其經常請假照顧兒子而把她解僱。她了解到政府現有的照顧者津貼後,認為照顧者津貼只有$2400太少,平均除開每日只有$80,單計車資和膳食已佔了一大半,但總比沒有來得好。婉芬又指出,津貼應把生活費亦計算在內,以她照顧兒子為例,到醫院覆診的車資來回、膳食及偶爾要到私家醫院就診,已是一筆頗為龐大的開支。


KC認為照顧者的角色可以是男或女,只要是照顧他人的角色便是照顧者,而工作範圍是很大的。當記者問及對於照顧者應否有薪酬呢? KC就認為家用與薪酬不一樣, 因為家用是給予家庭的支出洗費,與薪酬不一樣。KC表示,他與太太都有工作,賺到的錢都是全家使用,但太太就會負責照顧,而照顧家庭是沒有薪金,這算是一種傳統觀念。所以當談到照顧者要有補償,這是會有爭抝,即是有東西要補償給媽咪,但不是錢。媽媽不會同子女講照顧了他們多少年就應收回多少報酬的,而是講孝心。

不過,KC認為若只有丈夫和太太的二人家庭,而二人皆有工作,但家務勞動仍要太太負責,則對太太不公平, 丈夫應要額外付出一筆金額作為太太的薪酬補償,或者生日、結婚紀念都應該要做,但很難立法規管,因為私人層面立法無意思。反之,若家庭有小朋友需要照顧, 在華人傳統社會裡,女性肩負起照顧者的責任,若要求為照顧作出金錢補償在道德倫理上略有不妥。他表示,雖然最後都是需要錢的,所以「不反對,但也不贊成」該項津貼。

KC更以「推石頭上山」比喻作推動照顧者津貼,他首先憂慮照顧者津貼的錢從何來? KC擔心要倡議該政策,政府可能會加稅。當記者指出政府庫房有大量盈餘後,他又指出:「 人人都想從政府手裡拎錢,咁政府D錢點黎?…到時係咪又要加稅?」記者又問到如果所有照顧者都有津貼,而所有達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都要交稅,而富人交的稅多過自己,但自己家中的照顧者都同樣拎到津貼,他表示明白,所以都是「不反對」。

現年已年屆70的在職工人禤生,他指出津貼比生果金還少,沒有什麼用。他又表示在受訪前從未聽過照顧者一詞,當了解過後他認為照顧者在社會上的貢獻不容忽視,勞動價值高。他甚為體諒到照顧者的辛酸,更以他的太太為例,指她從早到晩都在做家務勞動,年中無休,做到有氣無力,比自己外出工作還辛苦,至少外出工作還有休息的時間!因此他認為,雖然照顧者津貼很少,但是對照顧者的貢獻的一種肯定。

記者指出,社會上有意見認為照顧者津貼不是必要的,因為家庭責任應由自己肩負。禤生則認為大概因為生活經驗及人生閲歷少,不明白由年輕做到老及以老護老的辛苦。

 

移民家務工與生活工資議題

樂施會於2018年12月發表<<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提出了生活工資概念,工資不應僅僅足夠維持打工仔的生存,更應使打工仔享有尊嚴的生活。尊嚴的生活包括了負擔基本生活所需,參與社交和文化生活, 生活水平於當地貧窮線以上, 按當時當地經濟實踐有尊嚴的生活方式。若以生活工資計算, 現時打工仔的時薪應為$54.7。

樂施會所計算的生活工資:

(製圖:第十屆草媒實習同學 NICKOLAS及LIDY)

有移民家務工團體提出,按照生活工資概念,移民工與全港打工仔聯合起來,一同爭取生活工資。

 

若以生活工資概念計算移民家務務工資, 團體計算的工資額剔除了僱主分擔的起居飲食開支後,實際收入為$5894(現時移民家務工的最低工資為$4520)。以下為團體計算的方式:


(製圖:第十屆草媒實習同學 NICKOLAS及LIDY)

對此,我們的採訪對象有何看法?

KC(工會執委)、和邱太太(家庭主婦)對議題傾向保留。

KC表示支持生活工資, 因為最低工資的金額太少,不能給予工人生活保障。對於移工也享有生活工資, KC表示不反對「生活工資都係應該嘅,咁人地都要照顧屋企人架嘛」。但由於時間關係,KC因另有事務而未能詳述他的看法。

邱太太認為本地勞工與移民家務工的生活工資性質應分開計算,移工來港打工的性質與本地勞工的打工性質不同,例如移工的醫療支出已包括在保險/僱主支出,而進修和教育需要不應包括在移工的生活工資, 「佢地黎香港係打工架,唔係黎生活嘅」,不應包括上述需要。邱太認為以生活工資爭取移工加薪很困難, 不少家庭都有聘請移工(包括公屋雙職家庭和邱太母親),她認為僱主除了付出4千多元薪金,更要提供食宿,有時甚至要提供牙醫保健費用。因此對倡議生活工資的建議抱有保留態度,但「No Harm To Try」。

對於移民家務工與港人一同爭取生活工資的議題, 阿錦(社工學生)、婉芬(家庭主婦)、禤先生(在職工人)傾向支持的態度。

阿錦認為最低工資無法保障打工仔女的生活, 勞工不應區分尊卑貴賤: 「工人除了工作外,都應該滿足其生活需要,因此享有生活工資很合理」。她認為移民勞工也是勞工, 移民工也應有自己的生活,除了供養家庭外,應該滿足自己的需要「香港人都會儲錢去玩去旅行啦,移工都有同樣需要啫」。

對於提高生活工資的保障, 婉芬認為即使以生活工資計算全港打工仔工資($54.7 X8Hrs X 26Days = $11,377),「係比標準工資高,但都只係一萬一千幾,生活都係掹掹緊。」,數額只能僅僅生活,無法提供更好生活條件。如果對兼職工人來說,實施到就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曾作為兼職工人的婉芬, 知道移工需要付龐大中介費以後,明白移民家務工手頭拮据的困難,對她們的處境身同感受。婉芬原以為生活工資的爭取是移民工人的議題,只有移工才能爭取,後來解釋後明白是全香港人的生活工資倡議,包括本地與外地勞工,她認為成功爭取能為香港及外地勞工同樣帶來好處。因此她贊成以生活工資計算移民家務工的金額,「可以比佢地消遣下,每個月淨洗費得一千蚊都好掹掹緊嘅」。

禤先生認為移民家務工離鄉別井打工,對她們的遭遇比較同情。禤先生認為現時最低工資根本不能保障打工仔生活尊嚴, 政府又假仁假義沒有給予打工仔足夠保障,因此應該提高工資額。若移工以生活工資計算其工資,會有更好的生活, 「假日可以去行街消遣或者旅行,這些都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轉載】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2019)報導系列之一

(轉載自:草根.行動.媒體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四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上述團體藉著本次採訪盼與大眾探討所關切的議題,本小隊成員選擇了其中兩組問題採訪受訪者,分別是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和同根社的問題。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煒彤 (第十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善怡 (草媒行動2019媒體伙伴)

今日五一勞動節遊行訪問了四位遊行人士,分別是來自校工工會的Mor, 職工盟的同事K.K.和同根社姊妹劉小姐以及同根社幹事黃佳鑫(sam)。

 

  1. 市建局/市區重建的宗旨是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基層租戶被重建,有原區安置,你認為是否合理?

 

所有被訪者都認為受到重建影響的基層居民獲原區安置十分合理。同根社姊妹劉小姐表示,雖然她自己未曾經歷舊區重建,但她認為當地居民已經習慣生活在居區,去到其他地方居住的話,就會很難去適應。

 

而職工盟K.K同樣表示自身未曾經歷重建,但一直有關注到類似議題。他認為舊區重建十分影響居民生活。例如一些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小商户會因而被遷到其他地方,失去了20多年的穩定客源,從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意,減少收入。另外,他指出一些受影響的原區住戶來說,他們跨區生活,會增加他們的生活及交通費。例如會有些人,他本來於土瓜環居住,而受到重建影響而遷移至將軍澳居住,但他於油尖旺上班,只計算交通費一天要幾十元,長遠來說是變相增加生活成本。

 

對於來自校工工會的Mor來說,她認為原區安置是相當合理的事,因為她自己也曾在港英時期經歷過徙置區重建。

她亦稱, 在20多年前,紅磡大環山邨重建紅磡邨,都是用分期重建。

分期重建方式與現時市建局的重建項目完全不同。房委會分期重建是先從最殘舊的建築物開始清拆,然後再下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可搬到原邨新建成的建築物,一步步進行清拆,居民只是搬到附近的另一座大廈,可以原邨安置。相反,現時市建局在賠償後的業主不一定可負擔在原區購回物業而要搬到其他區,或是可能即使搬到同區,但居住環境更為狹窄,情況不理想。因為她同意受影響居民應該要獲得原居安置,包括租客。她表示,市建局有資源就應要安排原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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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建局成立以來沒有起公屋,重建地盤是否應該建公屋,而不是建豪宅?

劉小姐表示,市建局的重建地盤應該是多建公屋而非私人樓宇,因為「私樓唔係每個人買得起」。

 

Mor 同樣認為市建局重建不能只建豪宅而非公屋,這有違市建區旨於改善舊區居民生活質素的原則。 在閱讀了我們提供的市建局歷年財政狀況後,她表示,「 雖然知道市建局自負盈虧,但無諗過會賺咁多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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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者K.K.則認為,政府應該因應受影響的原區居民負擔能力,去興建符合原區比例的公私營房屋。因為一旦私樓樓盤多了,當區的物價同樣上昇,「 食餐早餐都變到要30,40蚊,對基層市民來說十分貴。」

 

3.公營醫療爆煲關唔關新移民事? 你覺得醫療爆煲誰負最大責任?

 

至於問及公營醫療爆煲關不關新移民事,受訪者Mor 認為醫療問題是人口控制問題,因為人口多了,窮人也相對多了,而拿綜援人士也增加了,增加了公營醫療的負擔。

劉小姐則反對這說法,她來港居住十多年,發現使用醫療服務大多是長者居多。她認為醫護人手不足加上醫院管理局病床數目自2002-03大幅減少,導致現時醫療爆煲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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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K.K. 表示,他理解在資源不足,又有人提出每日有150新移民獲批來港的情況下,很多人的矛頭會直指新移民。但他認為新移民不是造成醫療爆煲的主因。對於每天有150個新移民來港,劉小姐更正表示,其實事實上每日沒有150個內地人來港,只是約有120多個而已。為了查證這個數據,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中公佈的數字,即使現時單程證每日配額上限為150個,過去1年的單程證審批,每日平均112名內地新移民來港,未有用盡配額。

 

至於討論到誰應該負上最大負責時,她認為醫生人手不足是導致現在醫療爆煲的最大原因。同樣地,受訪者K.K表示,醫療問題的主因是由於人手不足。他指出護士人手這幾年間都有所增長,但始終都追不上需求。他表示「即使引入海外醫生,其實都係治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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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Mor認為醫管局應該負上最大責任,她認為醫管局管理不善導致醫護人手不足,肥上瘦下。「 政府每年撥500億畀醫管局,高層就咁高人工,但前線醫生既人工就斤斤計較。」同時,她指出在董建華年代,減少很多醫生學位和關閉了護士學校,令整體醫療人手減少。且近年工時待遇差,所以很多醫護人手流失到私營醫療市場,公立醫院的人手就更為緊張,亦導致醫療爆煲。

 

  1. 有人話解決公營醫療爆煲就應該要求政府取回削減單程證配額及單程證的審批權?

 

受訪者Mor認為,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太多了。政府應該削減單程配額去解決公營醫療爆煲問題。而K.K. 表示就單程證配額,他現在即時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覺得應該先調查未來10,20年的人口需要而制定。但他同意現時的制度時需要改變,因為他覺得就算其他發達地方都不會被其他地方決定可接收多少人口的移民。不過KK強調,新移民不是公營醫療爆煲主因,公營醫護人員人手不足才是主因。

 

劉小姐則表示擔心,因為一般新移民來港需時4到5年,而減少單程證配額會延長等待時間,這會為中港家庭帶來更多困難。她以自己經驗為例,未取得單程證的婦女照顧小孩子需中港兩邊走,因為她的探親簽證只允許她逗留香港3個月,每3個月她必須回內地一趟,才能繼續在香港照顧自己的兒子,而每次辦證至少需兩星期,這對孩子的學業亦會造成影響。此外,沒有香港身份證,社區中心亦拒絕其與孩子參加親子活動,這令她更擔心名額收窄,輪候來港時間進一步加長,中港家庭處境會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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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單程證配額,同根社組織幹事sam 表示,香港政府現時缺乏長遠人口政策規劃,甚至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近年也沒再公佈相關資料或報告,市民在缺乏資料下更難以有可進行討論的空間。其他的政策一般只是由上而下地決定,市民沒有民主參與,政府亦繼續迴避規劃長遠人口政策的責任。
而就政府應否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sam 表明,同根社作為一班新來港婦女組成的一個自助互助組織,其實亦十分認同香港政府需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他認為,正因為內地的單程證審批權制度不透明,令過去也曾發生內地高官販賣單程證牟利,且內地亦有貪污風氣,過往亦有單程證申請人被要求要額外付錢疏通,故單由內地審批單程證,姊妹亦是其政策受害者。加上即使內地高官販賣單程證牟利這些只是個別例子,這些負面新聞亦會令香港人對普遍所有透過單程證制度來港的新移民抱有負面態度。所以他認為,香港需要建立長遠的人口規劃,成立一個內地與香港聯合負責審批單程證的單位,把單程證制度透明化,令大眾更容易消除對新移民的既有負面印象。

轉載|四二八.工殤紀念日掠影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報導

一個人的死
又一次見證
破碎
與破碎後
複製的威力

節自:飲江〈事件之二(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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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一個在香港日曆上輕於鴻毛的日子。當世界各地開始在這一天悼念因工受傷及逝世的工人時,為建設我們城市的高樓與大橋、官方文宣中蓬勃與輝煌而死去的人,只配被安置在科學館地下「職業安全展覽區」的隱蔽之處,籍籍無名。二零一九年,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豎立工殤紀念碑的第二十三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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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三十分,約二百名身穿黑衣的工傷工友及家屬、關注職業安全和勞工權益的團體和個人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集會。工友們提出尊重、保障、安全三大範圍的訴求,包括爭取死傷病者獲得社會公平待遇、將上下班途中傷亡及過勞納入工傷保障範圍、加強執法及檢控違例僱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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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現場的打卡紙展板,分別列出三個常見的長工時工種(以平均每日工時計算):保安員(12小時)、銀行櫃員(11.5小時)、巴士司機(10.5小時)。保安員做「12碼」已是常態;以為銀行日日收五點、櫃員一定早早收工?留多幾個鐘埋數先;巴士司機的平均工時看起來是三者中最短的,但多次車禍、九巴車長罷工早已揭露了司機超時工作的慣例,有些甚至直踩13至14小時——靠加班工資過活的生命在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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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工權會與插畫家含蓄合作出版了一本職業傷病經歷圖文書《看不見的傷痛》,集會前幾位工友圍坐分享工傷經歷。有工友提到挫敗的就診經過:弄傷了腿,捨不得花錢去診所,自己上大陸買了鐵打酒,實在受不了才去看醫生,醫生卻說「睇你行得走得,啫係冇事啦?」一旁工友也響應:手指傷了去做物理治療,醫師竟然到了第八節才把舒緩疼痛的電磁波儀器拿出來,好像不把她的痛當一回事。她還提到,現時法例的判傷標準與工種的性質並不掛鉤。像是一根斷了的手指,對於一位清潔工來說是喪失4%工作能力,對於一位依賴手工活維生的技工來說也是4%,非常不公平。

 

一位工友談起自己傷了超過半年,今年月頭判了傷,現在才被安排去明愛醫院排期做磁力共振。公司不認工傷,自己又沒錢,不得不刷信用卡去看醫生。長期的焦慮令她飽受精神壓力,情緒開始不穩定,最近在排期的同時又要花錢去看精神科。一邊說著,一邊抽泣。坐在隔壁的工友遞上一張紙巾,拍拍她肩膀,歎了一聲:「唉,原來你咁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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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工傷工友,阿志與馬生。阿志從吊臂車摔下之前和上頭說,爬上去維修吊機很危險的,通知車房來修吧。「車房收咗工,你拍硬檔啦。」一摔,就是一年多。當時手的確有些腫痛,但阿志說,做這行的都是鐵漢子,看完鐵打繼續開工,沒有向公司報告。身體異樣卻隨之而來:坐小巴要按住大腿止痛,走路走兩三分鐘便要停下休息,半年前更進了急診室照出腰間盤突出——這才開始了工傷索償之路。老闆當然不認,阿志現在正把案子告上法庭。那這段日子如何維生?「賒、借、當。」他攤開雙手,無奈地重複這三個字。太太原本是家庭主婦,現在不得不在外打工,但賺得的每月萬二、三元工資也只夠交租。試過申請綜援,六次上社會福利署,職員卻讓拄著拐杖的阿志去找工作——所以還是作罷。四二八走出來,阿志呼籲政府至少為工傷賠償設下限期,不然無止盡地等待,「都唔知下個月點過。」

因為長期暴露於中度噪音的工作環境中,馬生的耳朵去年五月被檢查出神經受損。以為他曾從事地盤工作,竟得知他在一間投資銀行外判的保安公司當兼職,負責為做後備電源更新的工程工人作登記。雖然不用做工,但工人在旁鋸電線,每天八小時與巨大的工業風機比鄰,馬生的吃飯時間也不能倖免。有關外判制度的缺陷,他深有體會:做工程的工人有佩戴公司發的耳塞,自己這間外判公司什麼也沒交代。向公司反映,公司先是不讓馬生接活,後來甚至拖欠人工。馬生指,現在坐地鐵耳朵都會痛,需要戴耳塞才能在地鐵上呆長一點;然而醫生說,不管你痛不痛,只要聽得到,就不算職業性失聰,不是法定職業病範圍。馬生形容,香港的法例十分落後,五十年代至今都沒有改善。而更令他不忿的是,當他向勞工處申討,發現他們也非常清楚法例的漏洞,卻沒有人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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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時,台上發言者質問政府還要多少人死才會正視工傷問題,小麗在台下指著場刊的「工殤」二字連連點頭:「真係會死人㗎!」受傷的是個男人,家有兒女,老婆又沒有工作,怎麼活?小麗有點激動。「其實我嗰陣時都就嚟死,真係㗎。」一個下雨天的晚上,當時身職停車場保安員的小麗為了向人指路,一踏出休息間就滑到了,傷了頸、背和腿。起身時見還能走,以為並無大礙便沒叫救護車、也沒去看醫生。接下來的六個小時便是煎熬的開始:每個摔到的部位開始痛起來,晚上痛得根本睡不著,很想死。「唔係一晚訓唔著喎,係晚晚訓唔著喎,兩年啊!」看了醫生,公司不賠,自己又上不了班,很無助,體重從160磅跌到120。她說那時幸虧有工權會的姑娘支持,一起和公司爭取賠償,才撐了下來。

在家養傷的日子,老公的責罵是一把把灑在小麗身上的鹽。沒法工作,兒子還在讀大學,只能靠老公的一點薪水度日。但老公打散工,收入很不穩定。向他拿錢,總是千百個不情願;人不舒服總會埋怨,但到底有多痛,要怎樣才讓別人理解?看起來沒破沒爛(小麗立即折起褲腳:其實我菠蘿蓋嗰度睇到㗎,腫咗一大舊),老公便嫌她煩,還怪她一天在家也不做好家務。「我都已經好辛苦,但佢好似一啲都唔識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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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工傷,很多人馬上想起地盤工人。上台發言的麗麗:「其實我係一個文職。」每天打字八至九個小時,重複性的動作令她的上手臂突然僵硬,才知道患了職業病。公司不承認工傷,「即刻斷糧」;看見她鋼琴八級的履歷,甚至稱她是因為彈鋼琴而傷到的。除此之外,保險公司派私家偵探跟蹤麗麗也讓她心力交瘁。四年的復康過程,她形容是永久的創傷,再多的錢也無法彌補。(按:現時受法例保障的職業病是《僱員補償條例》附表二中列明的類別,但其中很多還是香港工廠時期所衍生的傷病,我們常聽到的、尤其是從事服務行業所造成的勞損、退化並不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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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勞工團體,參加集會的還有亞洲專訊研究中心(Asian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他們一行五人(連同小妹妹),分別來自印尼、印度和美國。AMRC在亞洲有超過14個分部,關注各地的勞工議題。來自印度的Omana George主要負責職業安全和健康的範疇,尤其是過勞死(Karoshi)的問題。她指出,隨著日本工人過勞死的狀況在新聞上曝光,大家開始有一些概念,但在工時超長的東南亞地區和香港,過勞似乎仍得不到正視。Omana對現場展示的打卡紙板感興趣,經過翻譯,她對於香港工人的工時狀況感到擔憂:「特別是巴士司機,實在是太危險了。」AMRC與工權會合作拍攝一系列短片,涵蓋五個國家、五個不同工種的過勞情況,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影片將於今年九月在南韓舉行的兩年一度AMRC大會上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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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尾聲,現場人士逐一向工傷死難者獻花。

影片|20190430 棚仔遞信行動

借用深水埗小學鷄的文字分享:
//我都不知道用「迷茫」和「不知所措」去形容小販的心情,是不是最準確。只是已經不只一次聽到他們話「個鐘壞咗啊,唔換啦,都唔知幾時要走」、「唔入貨啦,都唔知幾時要走」、「棚頂布帳舊了漏水,唔換新啦,搵膠板頂住先啦,都唔知幾時走」…

由2015年開始,他們叫「要與高永文對話」,到今時今日他們已經係搵陳肇始啦…政府都換了代…
雖則政府一日唔郁,就一日可以做住先…但依家真係半天吊,小販完全計劃唔到未來,咁落去都唔係好事…//

影片製作:社區互助發展行動、影行者

——–相關連結———

[20190430 棚仔請願信全文] (全篇都係小販自己寫架!! ❤ )

[20190430相片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