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2018-互助採訪隊(2018)報導系列之三

轉載自 [草根.行動.媒體]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基層發展中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在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和港印尼移民工協會派了成員參與採訪隊工作,其訪問內容未定發佈方式,現在先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
Thomas(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以諾、牛(草根‧行動‧媒體)
May 姐 (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

1.你認為家庭照顧者是否勞工或無酬勞工?有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你聽到覺得如何?合理嗎?贊成嗎?

阿螢今天作為五一遊行的參加者,希望能夠身體力行,支持基層勞工。但除此之外,她亦是女兒,而她母親便是一位家庭照顧者。她憶述「母親每日起身,就會煮早餐俾我同爸爸。然後就會去『撲餸』準備午餐、晚餐。晚餐之前,仲要打掃屋企。」對於母親無酬付出,她表示會多付點家用,或者幫手洗碗做家務,以回報母親的辛苦。而她母親則希望阿螢付多點家用,因為她母親是一位癌症的康復者。阿螢表示「媽咪因為從癌症康復,身體較弱,失去左工作能力。又不合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所以會希望多啲家用,以防萬一。」

問及阿螢有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她表示贊同。「婦女係生產線上係一個重要角色。因為照顧者負責照顧唔同的生產者,等生產者能夠進行生產。所以應該係有一個回報,但呢個回報嘅責任往往係落在一嗰家庭本身。其實係有啲涼薄」她又表示「照顧者能夠照顧一個人,而佢照顧嘅人係貢獻梗社會運作。社會係需要俾返啲回報佢。」她又表示「錢,其實只係基本。」她認為,尊重是另一個重要的元素,讓照顧者能夠參與社會。政府應該讓照顧者能夠令「作為照顧者」覺得驕傲及被尊重,推行照顧者津貼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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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受訪者阿儀今天參與五一遊行,也手持「家務勞動要肯定,落實照顧者津貼」的標語。)

2. 政府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定立初步方案,並將落實推行,請問你認為還有必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嗎?當中有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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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鐵工友肥華首次參與五一遊行,爭取行業權益)

肥華今天是第一次參與五一遊行。作為40多年的紮鐵工友,認為自己應該站出來,爭取行業權益。他認為現行強積金供款因為作投資,投資有上有下存在風險。而強積金對沖更是不合情理,「因為唔能夠拎工人嘅錢,賠俾自己。另一方面,又幫梗班老闆。老闆賺錢已經賺到盤滿缽滿。」認為強積金對沖機制是「幫老闆壓迫工人」

現時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方案是設立專款專項戶口並連續12年注資約170億,並要求僱主為僱員每月供款1%。另一位受訪者阿螢,就上述方案感到氣憤。她表示「商家請人,最後因為各種理由要解僱。點解責任要俾返政府?要俾返納稅人呢?」

現時坊間有擔心,政府會借「完善強積金制度」為由而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阿螢回應表示「全民退休保障是不能與強積金進行類比,因大家出發點是不同。」她認為退休保障是一種供款,用作儲備,由政府管理。但強積金則是投機,由私人機構管理。她更質疑強積金能否達成「退休支柱」的原意,因「現時強積金由信託基金管理,但管理人卻用來投資。」認為政府「掛羊頭賣狗肉」。

民間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學者方案) 建議先轉移政府現有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者綜援的基本金,再注入$1,000億起動基金。並將商界盈利超過$1000萬的企業增加1.9%利得稅進行供款,僱員亦轉移強積金供款2.5%。 最終令65歲或以上香港長者每人每月能領取$3,500,且不需要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

阿螢認同認同「三方供款」的概念。首先「退休有責任自己儲」又認為「商家需要供款,因為我將自己成個人生貢獻俾你(商家)」最後「政府是收取納稅人的金錢,有責任保障市民生活。」工友肥華亦同意三方供款,更表示「退休(保障)每個人都有個責任。」

坊間另一質疑「有錢人,如李嘉誠,也能領取全民退保是不合理,因資源是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肥華回應「佢唔拎係佢嘅事,但人人平等。」並表示不論貧富、不論種族,每人到65歲便應該擁有。至於有問及「家庭照顧者是否可獲退休保障」,肥華稱讚自己妻子照顧家庭「無停手」支持家庭照顧者也應該有退休保障。

 

3. 市區重建策略表示要維持地區特色和社區經濟,但現時市區重建局進行重建拆樓時,就只會給予受影響舖戶(不論是業主或租戶)現金賠償的選項,不會協助小商戶重置,而重建後樓價暴升,以前的舖戶被迫遷至其他區,甚至結業。各區陸續重建下,傳統行業、小本經營商戶愈來愈少,你認為市建局重建前是否應該在同區其他重建地盤預留舖位,讓小商戶可以做到原區舖換舖? 為甚麼?

阿螢居於彩虹的舊公營屋邨。作為租戶的她,同樣面對「市區重建」相似議題。她想到「彩虹邨將會重建,自己可能會搬遷至大磡邨公屋。但公屋重建,政府分派公屋,是會編配於偏遠地區的公屋,而很少有整個屋邨的安置發生。」又表示「雖然唔知係咪真,但當年往武漢交流,內地政府是會將被長江三峽興建大壩受影響的村落,原村搬遷。」認為「原邨安置」概念是值得學習!她又珍惜舊社區的人情及網絡,表示「舊社區,只要敲嗰門就可以借雞蛋。敲嗰門就可以借副麻將。但新社區就沒有,認識嘅人冇咗、知道背景嘅人又冇咗。」 對於獨居長者來說,社區支援網絡是十分重要。

現行《市區重建策略》作為政府政策之一,雖然有指導性原則表示「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戶必須獲得妥善的安置」但並無「原區安置」或「原邨安置」的選項。現行受重建影響的租戶,需要合乎公屋資產及入息審查才可獲公屋安置,或領取補償。

另一方面,作為業主的肥華對「市區重建」有不同意見。「進行樓宇重建,需要進行搬遷是合理。但需要有合理賠償。」何為合理賠償呢?肥華認為「住左幾十年,做左幾十年生意,想同區住返好合理。」他建議市建局的賠償金額,應該足夠讓業主在同區內購置與收購單位同等面積的單位。如果是購置新樓,則賠償九成,業主付出一成;如果是購置舊樓,則賠償十成資金。不過,肥華對鋪換鋪則有保留,認為「鋪戶租鋪,喺無業權。業主加租你就要走。有得賠已經唔錯。」

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成員 May姐則有不同睇法。她表示當年利東街進行重建,有業主要求鋪換鋪,同樣地讓租用自己物業的鋪戶也留低。這具體地體驗社區網絡是存在於業主與租戶之間。此外,她認為市區重建局是特殊的機構,能夠運用公權力進行重建,如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以公共利益為理由強收物業及免補地價進行發展。它應該有一定社會責任,讓社區特色或小本經營者在重建後能傳承下去。而「保存社區網絡」這也是在《市區重建策略》清晰寫下的。

但不論租戶或業主,肥華、阿螢都同樣認為如市建局能「先安置,後遷拆」是可取,例如在重建項目附近先建安置房屋,將租戶鋪戶安置,再將項目進行重建及發展。不過阿螢擔憂,如果租鋪的商戶一旦發生「租換租」,重建後會被租金壓力壓垮,最後面臨結業。她建議「租換租」應有租金封頂機制,如需加租應有協議機制進行。

 

4.受訪者身邊的親朋戚友有否新來港婦女?她們是否有上班?如有,是甚麼行業?有無提出過工作待遇不理想的地方?如無,有無問過她們不上班的原因?

受訪者林女士表示,自己教會有提供新來港婦女的服務。她認識不少新來港婦女會懶惰,又會不守法規。需要大家的協助、接納及包容。

在辦公室當助理的阿儀,來港已經18年。來港前,她於內地從事物流倉務的工作,負責有出入貨、貨量點算及文事工作,有中四學歷。現時從事辦公室助理,只能傳遞文件、入信封。雖然已經不是「新來港」婦女,但曾在工作層面受過不平等待遇。曾在茶餐廳工作的她,因公司伙食的不平待遇而離職。她表示「自己食嘅食物,同同事嘅係唔同。佢哋食豬扒,你食肥豬肉。」令她感覺被歧視。她又表示,來港的不足是「學歷唔夠你哋(香港)快(高),但無計架。你哋唔承認。」

此外,阿儀是因為一家團聚而來港,現時育有2名兒女。最小的女兒才8歲。由於之前女兒年紀尚少,阿儀不敢外出工作,要全職照顧女兒。但租金等生活開支昂貴,近一年多開始外出工作,但只是從事半職,要靠女兒獨立生活。「其實自己都犯梗法,因為(女兒)未夠12歲。一定要架。無辦法。你嗰啲託兒及功課輔導時間唔長。」阿儀建議「學校方面,可以長啲時間留低小朋友。俾佢做功課。」具體時間可延長開放時間至下午7、8時,以配合雙職父母。

 

5.(如受訪者是香港居民)你如何看待移工放假坐在街上?

(如受訪者是移工)你的工作要做什麼?你僱主對你好不好?你有沒有飽飯吃?有沒有出夠糧?有沒有其他問題?

受訪的林女士是兩位移工的僱主,移工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家中長期病患的長者及家務勞動。林女士認為其工作內容是相對輕鬆,也認同移工要有足夠休息才能完成家中工作。她也批評其他僱主沒有善待移工,表示「我自己都叫做住中產區,啲鄰居都對佢地,都幾可憐。明明有三房,都唔俾間房人住,瞓廚房或窗台。陰公。」自己則提供房間予移工休息。但作為僱主,她擔心移工在放假期間太自由。如有任何意外,她需要按法例承擔責任,她表示「(移工)佢可以話俾我聽,呢嗰係我放假,有權唔聽你電話。」又擔心移工會不小心懷孕。對於假日移工在街上休息,她又表示「佢放左工,佢做乜嘢是佢自己負責任。is up to you(由得佢)。」

進步移工聯盟PBMP的成員移工社群KOBUNI一份子ISS表示,移工作為勞工,每 7 天期間是擁有最少 1 天休息日。自己有權決定自己是否懷孕,與僱主無關。ISS是來自印尼的移工,在港工作已有4年。對於現時工作感到滿意,因為「合約內容與實際工作相乎。」又表示曾有移工的合約內容與實際工作不相乎的情況,例如:移工受僱於A僱主,但卻被指令非法地於僱主居所以外的地點工作。又分享曾有個案,僱主在半夜時份醒叫移工按摩,令移工休息不足。Iss認為不硬性規定移工與僱主同住,可減少上述情況發生。

另一位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的菲律賓移工Juy分享,現時工資4410元應付現時生活緊拙。因當中1000元要供養菲律賓的家人,包括食物援助及兒子學費。另外,1000元是儲備作為自己緊急需要。餘下的2410元則作為在港生活的費用,包括衣服、手提電話費用,但更重要是膳食費用。Juy分享當僱主家庭成員不在家時,她需要自行處理膳食。Iss也有分享,約4000元工資當中,有部份是需要留作緊急使用,如處理牙齒問題。因現時勞工保險沒有包含牙科診療。另外Iss也會貢獻少部份工資予進步移工聯盟,支援移工在香港的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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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移工聯盟PBMP的成員 移工社群KOBUNI 一份子ISS 希望增加移工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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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逾百人穿黑衣集會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 籲立法保障過勞工作

轉自: 惟工新聞

 

【惟工新聞】昨日(4月28日)是國際工傷紀念日,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聯同多個勞工團體於添馬公園舉行集會,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以及在市區豎立工殤紀念碑、加強檢討違例僱主,以及成立中央補償基金等。逾百名工傷職業病工友和工業意外死者家屬身穿黑衣出席活動,其間向因工傷離世的工友默哀,並向工殤紀念碑獻花。有工傷工友分享主管私下向他協議賠錢但不可再請病假,亦有因工傷亡的工人家屬呼籲將過勞納入僱員保障範圍。


參加集會者向工殤紀念碑獻花

政府認為「工殤紀念日」不正面,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表示,曾邀請勞福局長羅致光出席活動,但對方拒絕,並於日前出席「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事實上,死傷工友一年比一年多,陳錦康質疑為何值得慶祝。陳批評政府無誠意,又指政府並不尊重為香港建設而犧牲的工友。連續22年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的工權會,希望政府和社會肯定工人的貢獻,正視現有職業傷病者保障,改善職安健條例。團體又指,希望在市區豎立工殤紀念碑,讓家屬和市民隨時憑弔,又批評科學館內的紀念碑要給入場費才能看到,亦容易被參觀人士忽略。

工黨主席郭永健指,社會人士關心動物被虐事件,質疑工人的性命為何得不到同樣關注度,例如港珠澳大橋的致命工業意外只得社會一時的關心。他強調要成立工殤紀念日和豎立工殤紀念碑,「令大家不會忘記政府和資本家如何合謀殘害工人生命」。


工黨主席郭永健

根據勞工處數字,2017年有11077宗工業意外,其中有29宗為致命意外,總數比2016年增加194宗。2017年數字中,建造業和餐飲服務業分別佔三成半和四成半。

主管訛稱「14日後不能報工傷」 迫令工人簽協議不可再請病假

有工傷職業病工友在活動上發言,講述他們的經歷和訴求。泥水工人展鵬去年受到工傷無法上班,但地盤主管訛稱「過咗14日就不能報工傷」,展鵬無奈回工地與對方會面,他指,當時在貨櫃中有5人圍住他,欲與他達成協定,指可賠足薪金和賠足醫療費用,但要他承諾在某段日子之後就不可再請病假,展鵬認為要求不合理所以拒絕。


泥水工友展鵬(左)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主在工傷意外或僱員患上條例指明的職業病後,不論該意外或職業病是否引起任何支付補償的法律責任,僱主必須於14天內呈報工傷個案,死亡個案須於7天內呈報。若僱員不幸遭遇工傷意外或被證實患上條例指明的職業病,應盡快向僱主報告,以免妨礙及延誤僱員補償事宜,報告可以口頭方式或以書面向僱主或主管提交。

日做十數小時 欠法例保障工人過勞

除了工傷職業病工友,工業意外死者家屬亦有發言。工權會「倡議立法過勞保障關注組」成員胡媽媽提出對過勞死的關注,她表示,女兒在2015年工作時,日做十多個小時,有一日突然神智失常,入院後被診斷為免疫系統失調,於2016月的勞動節當日(5月1日)離世。她批評,香港勞工法對於職業安全健康沒有完善的保障制度,她舉例日本有針對過勞情況立法保障。

據報道,在日本,加班時數的上限為,每月不超過45小時、一年不超過360小時入法,或在特殊情況下,加班時數除以月數後,每月平均不能超過80小時[註1];在韓國,國會已通過修法,將每周工時的上限由68降至52小時,修法規定每周工時計算時間包括周六和周日,僱主違規可能被判囚2年或罰款1000萬韓圜(約7.3萬港幣)[註2]。


胡媽媽(右)

羅致光表明拒絕出席活動,政府指如需遞交請願信需到政總示威區,參與團體拒絕並撕爛請願信。參與集會人士在集會尾聲為因工受傷而離世的工友默哀,其後逐一走到大會所豎立的工殤紀念碑前獻花。


參與集會人士默哀


參與集會人士排隊到碑前獻花

 

註:
[1]中央社:防過勞死 日本將訂加班時數上限

[2]聯合新聞網:過勞到沒人性 南韓修法降低每週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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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專題
一年196人工傷而死 工殤紀念日為何必要

五一勞動節–互助採訪隊(2018) 系列之二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基層發展中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派了街坊參與採訪隊工作。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採訪隊隊員:

阿魚 (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阿寶 (第六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怡 (草媒行動2018媒體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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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籍家務工:

RR是從印尼來港工作的印尼家務工姐姐,首次來港工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元朗的一戶人家。她每一晚只是在一個狹窄的儲物室休息、睡覺,而她基本上是24小時勞動,需要照顧超過十多隻大大小小的狗隻,而狗隻隨時隨地都大小二便,令她每日大部分時間都是清潔髒物。“很臭的!"她皺起眉頭說。

她曾被狗咬傷,以致她手部傷,同時眼睛不知何故過敏,經常流淚水。這位前僱主不肯賠工傷,只肯付款讓她看過醫生,但卻不讓她休息,前僱主說:“你是很好的,你是很強壯的。”RR一臉無奈。可是,前偏主後來似乎改變主意,在她還在等待預約驗眼期間,前僱主想迫她上的士帶她去中介公司終止她的合約。她拒絕上車,在街上流蕩,見到一間印尼雜貨店,便進去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幫到她。

店裡其他移工聽到她的個案,便介紹她到工會,再經工會轉介到白恩逢之家(一個因外籍家務工社群需要而生的臨時庇護所)。現在RR已經離職了,卻被欠下一個月的工資,然而僱主已經搬家,又無法追索賠償。在未找到新僱主前,暫時留在白恩逢之家。她希望找到好僱主,亦想幫助白恩逢之家,因為她們會幫助像她這般遭遇的的社群,而白恩逢之家現正面臨財困,希望有人捐助。

另一位印尼家務工姐姐Jumirah,她跟隨朋友一同來港工作,已經工作第五年。現在是她第二份工作,已經有一年多。她很開心她的僱主一家對她都很好,僱主的子女都長大成人,只需要照顧一般起居飲食,放假時又可以與朋友或住在附近的姐姐一齊聚會。相對上她有很多朋友得到的待遇卻完全相反,僱主對她們不好,不准用暖水洗澡,雙手又做到全爛了。因此她今日便來五一勞動節遊行,為其他姊妹發聲,又唱着“加人工”的歌,爭取保障權益。

港人小愛對外籍家務工的看法,她覺得她們好慘,為了工作而與自己的家人分開,距離好遠,會經常想念家人。小愛回想自己幾十年前來港,父母在鄉下,一年才可以回鄉一次,都能明白她們心情。她說,幸好現在科技都很方便,可以隨時聯絡。

來自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的英姐表示她的家庭有請兩位家務工姐姐分別照顧奶奶及媽媽。她認為家務工姐姐很辛苦,生活水平低,工資又低。雖然她的家務工姐姐會出外與朋友玩或行山,然而普遍的家務工姐姐並不是這樣。

小記提及都有一定數量的香港人,未必很喜歡周日街上及公園坐了很多外藉家務工,英姐回應:“你又要佢地照顧香港人,但香港人又唔俾人地方坐,係唔啱架喎!…講真架喎!咁你趕哂啲姐姐落街,佢拜禮日放假,佢坐邊到呢?”

關於照顧者津貼:

根據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2016年的三八婦女節宣言中,指出照顧者津貼就是從社會制度上保障家務勞動者的公民權利。津貼原意並非要將無酬勞動以商業利益計算成受薪工作,因為當中對親人的關愛、呵護等情感付出並不能量化。只是婦女為了家庭照顧的需要而被迫辭退工作或從事工時短欠保障的「零散工」,付出的不單是愛心也是生活的保障,而照顧工作亦有額外支出,如接送子女、送飯、照顧長幼或殘障家人陪診等。

現時香港有的照顧者津貼,不是政府長遠負擔,而只是:「關愛基金於2016年10月推出「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旨在向有需要的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經濟援助,補助他們的生活開支,讓有長期照顧需要的殘疾人士能在照顧者的協助下,繼續居於社區,並獲得妥善照顧。試驗計劃將推行至2018年9月底,並由社會福利署負責推行。 」


自己來參與遊行的關小姐表示自己都是照顧者,認為照顧者因為在職時受到不好的待遇才留在家中照顧小孩或長者。若果他們在職都得到良好待遇,就可以出外工作,再請家務工照顧家中的需要。如果請不到家務工來照顧,也可以尋求社會服務機構幫助。

而問及工業傷亡權益會的小愛,她指照顧者津貼都需要有,自從婚後有兩個兒子後,她便沒有外出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需要在家照顧兩個兒子,她認為需要看管兒童,及保護他們:“若有任何家居意外怎麼辦?”有人在家照顧家庭,丈夫才可以安心工作。而她亦曾因為老公受傷都需要長時間照顧他。她也明白如果家中無人工作,只可以食老本來養活自己一家都是不足夠。所以她都支持照顧者津貼,讓政府出錢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同時,來自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的英姐,雖然有請兩位家務工姐姐分別照顧奶奶及媽媽。若果家務工姐姐放假,她就是家務工姐姐的替工,要照顧奶奶和媽媽。而由於因為不是與媽媽同住更要兩邊奔波,所有時間都是照顧家庭。所以她對照顧者津貼有如下回應:

“有(照顧者津貼)就更加好啦!我都要照顧媽媽架!她是卧床的,行唔到。”

關於強積金對沖機制及全民退休保障:

面對將來人口老人高峰期的問題,民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已多年,政府一直未有積極處理,只叫市民用三條支柱來處理自己退休問題,即強積金、私人儲蓄和綜援。近年,民間力爭之下,政府的回應卻只是提出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的方案。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按照香港的《僱傭條例》(香港法例57章),當僱員有權依其服務年資獲得僱主須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僱主可在僱員的強積金供款中,抽取僱主供款部份及其累算權益,以抵銷應向僱員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在這種制度下,許多工人,尤其是政府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的工友,經常因政府與外判公司轉約,而失去強積金。在五一前一天,香港總商會更指若要商家接受,政府(納稅人)要為他們解僱僱員時的支出,付出375億墊底。

然而,民間團體一直爭取的退休保障,並非這樣。根據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方案,以最新的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數字重新計算,可持續至2064年的「聯席」方案,由僱主、僱員、政府「三方供款」:

1)僱主僱員各供款2.5%,強積金供款減半,無須額外供款。

2)政府原來給長者社會保障(綜援標準金額、生果金、長生津)支出。

3)每年盈利超過1000萬的大企業多付1.9%利得稅。

4)政府額外注資1000億啟動基金(2015年財算案已預留500億)

5)65歲或以上長者,無須經濟審查,每月領取3500元(2016價格)

6)經過精算到2064年仍有盈餘超過1000億。

那麼,到底勞動節遊行隊中的工友/街坊,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個人身份參與的關小姐是退休人士,她認為現時香港人大多數都是勞動人口,面對超時工作,沒有標準工時,沒有保障。再加上至97年回歸後取消了集體談判權,工人沒有發聲的權益,更加弱勢。問及應否推出全民退休保障時,她表示“幾多人幾多歲才能受惠?”等到老才有都沒有意思。唯有現在推行標準工時、標準工資、集體談判權,讓現時的打工仔即時可以受惠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小愛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她表示,之前老公在家受傷,需要留在家中休息,這時家中的人又手停口停,打工仔好易受傷,好無保障。因此提及到全民退休保障時,她很支持,因為她認同打工仔有份貢獻社會,而且並非人人都能結婚或是有子女供養。

英姐表示擔心退休生活,家庭主婦更是“咩都冇!”,而在反對強積金對沖之餘也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因為包括自己都能受惠。

來自紥鐵業團結工會的山哥(化名),對於強積金對沖和全民退休保障都未聽過。在小記稍為解釋強積金對沖與全民退休保障的民間方案後,山哥指出,他們紥鐵這一行,都是短期工,其實很少福利,長遠來說,平時要好努力省錢,才有可能想到老來的退休保障。況且,就算強積金無被對沖遣散費,都實在太少,所以,他會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關於公營市區重建內舖戶安置問題:

市區重建策略就話要維持地區特色和社區經濟, 但現時市建局重建拆樓, 就只會給予受影響舖戶(不論是業主或租戶)現金賠償的選項, 不會協助小商戶重置, 而重建完樓價暴升,以前的舖戶被迫遷至其他區,甚至結業。各區陸續重建下,傳統行業、小本經營商戶愈來愈少。
小愛贊成市區重建應該要做舖換舖,表示受影響的舖戶原區安置會比較好,是一份工作,都是有份收入,有希望,有保障。而市建局收了別人的舖又不安排原區安置,會使小店舖戶感到絕望。

關於工傷:

在工業傷亡權益會遊行隊伍中的小愛,之前是一位停車場收錢的保安員。她曾經跌倒而沒有即時致電救護車,本想第二日上班,卻因腳腫又暈又嘔,腳又不能走動。僱主不出糧給她,因為她沒有找救護車;後來,在看骨科的醫生的時候認識工業傷亡權益會,有他們協助才能追討到工傷賠償。現時她沒有上班,,而因為肩頸痛,要為自己做電療、針灸、又需要買藥,再煲來服用,樣樣都要錢,她認為僱主非常無良,沒有人上班時又常常哄她上班,但一有事時又不會有醫療補償,最後要追討才肯賠償。

五一勞動節 - 互助採訪隊(2018)系列之一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

前言

五一勞動節,草根‧行動‧媒體和五個基層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同根社、基層發展中心和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合作組成互助採訪隊,每個團體問了一條問題,當中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派了街坊參與採訪隊工作。讓我們看看,五一的遊行人士,對一些基層議題的看法。

採訪隊有何目的?

1)讓草根媒體實習的同學與所實習團體的街坊/工友有合作機會;

2)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有練習採訪的機會;

3)讓同學與街坊/工友更了解其他基層團體所關心的議題;

4)讓遊行群眾向公眾表達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5)讓我們一起報導一些主流媒體不關注的基層議題。

 

第一組採訪隊隊員:

Cavy (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Lincoln (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生)

善怡 (草媒行動2018媒體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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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訪問了兩位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的人士,在此先稍作簡介:

1) 楊女士曾擔任家務助理十多年,近幾年因勞損轉任文職,她這次身穿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的T恤,和其他工會成員一同參與五一遊行。

2) 嘉穎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的學生,她這次和中大基層關注組一同參與五一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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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認為家庭照顧者是否勞工/無酬勞工?

有 團體倡議「照顧者津貼」,你聽到覺得如何?合理嗎?贊成嗎?

嘉穎表示,家庭照顧者也是勞工。她表示一般人會覺得家務勞動不計錢,所以不是勞工,但其實家務都要付出時間和精力,故照顧者有照顧者津貼是合理的。

很多人視家務勞工被為次一等的、「女人做的東西」,這和「女主內男主外」的傳統家庭的觀念有關,所以一直以來社會覺得她們做家務工作是理所當然。

嘉穎認為,有照顧者津貼是很合理,一來需要被照顧者可得到照顧,二來照顧者亦得到合理的回報。政府只把照顧責任拋左個波給家庭,但其實這是社會的事

 

我們雖然沒有很明確問清楚楊女士對照顧者津貼的意見。

不過楊女士也分享,很多婦女工作之餘,也需要照顧家中事務,尤其是小朋友。就像她之前要照顧家中兩個小朋友,也只可以選擇彈性時間的工作,例如家務助理,工作的選擇很有限。唯有擔任家務助理,可具彈性時間,才能方便照顧小孩。

2)市區重建策略就話要維持地區特色和社區經濟, 但現時市建局重建拆樓, 就只會給予受影響舖戶(不論是業主或租戶)現金賠償的選項, 不會協助小商戶重置, 而重建完樓價暴升,以前的舖戶被迫遷至其他區,甚至結業。各區陸續重建下,傳統行業、小本經營商戶愈來愈少,你認為市建局重建前是否應該在同區其他重建地盤預留舖位,讓小商戶可以做到原區舖換舖? 為甚麼?

楊女士認為傳統行業、小本經營,如街市、小商店貨品的價格較便宜,因此政府應預留鋪位讓傳統行業得以承傳。

首先從價格方面,楊小姐認為相比大企業與超級市場,小本經營貨品較便宜,、"做街坊生意"。她舉例,例如"同一個貨品街市買十蚊,超市買十蚊九毫,足足貴左九亳。" 她認為現在經濟差,需要節省,"好似我呢啲師奶,慳到一蚊就好開心,慳下慳下就好多喇。"

不過,她亦贊同重建能有助改善衛生環境。以楊小姐住元朗為例,她經常去鄰近的天水圍,也發現天水圍天耀街市經重建後,衛生狀況有所改善。雖然他認為衛生相對食物格價更重要,不過倘若價格太離譜,也是不合適的。例如早前她有一位在同益街市工作的朋友,曾經打算在街市安裝冷氣,但礙於所需的裝修成本高,可能需要提高食物的格價填補成本,導致顧客有機會因價格昂貴而減少光顧、利潤下降,最後還是擱置計劃。

就「市建局是否應該讓小商戶可以做到原區舖換舖」此問題,嘉穎認為,在提供賠償的選項之餘政府都需要預留一些舖位作原區安置。例如當年利東街都有爭取原區舖換舖。這個訴求是合理的,因為舖頭做生意需要社區網絡,去到一個新的地方需要重新連繫該區的顧客網絡,會「好難做」。而且,重建的過程先前沒有諮詢原本受重建影響的居民或舖戶,重建根本未能真正清楚或照顧當區居民的需要。

3)政府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定立初步方案,並將落實推行,請問你認為還有必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嗎?當中有何原因?

楊女士支持政府還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尤其是兼職及家務助理,很多時被視作自僱人士,沒有強積金,所以更需要有全民退休保障。

就「你認為還有必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嗎?」,嘉穎認為,當然要推行全民退保。她說取消強積金對沖和訂立退休保障根本是兩回事,取消強積金對沖也不代表有足夠的退休保障。

她分享曾經和五、六十歲的長者傾計,佢地談及「以前公積金好好多,反而強積金係基金,同拎去賭冇乜分別,根本唔係一個真正的保障。」

 

4)「你身邊有係D親朋戚友係新來港婦女?佢地有無返工?」>有,就問「咩行業?」「有無呻過工作待遇有咩唔理想嘅地方?」;無,就問「有無問過佢地點解唔返工?」

楊女士認為新來港或本地婦女普遍受到僱主不良的對待,例如僱主拖欠人工,工資受到剝削等。尤其是新來港婦女的情況更嚴竣。但婦女因為怕被僱主解僱,所以不敢透過政府或法律途徑投訴僱主,唯有盼望幸運能遇到好僱主。

其次,她談及由於一些內地婦女對人工要不高,而且十分勤奮, 所以僱主可能偏向僱用內地婦女。

另外,婦女工作沒有醫療保障。她分享了過往的經歷,因為長期擔任家務助理、過度辛勞,最後導致右邊肩頭疼痛、需要治療,而所需的醫療費用比工資還要多,但可惜政府沒有婦女勞損的醫療津貼。

再者,楊女士談及,雖然她每年也參加五一遊行,不過部份僱主對婦女爭取權益還是愛理不理,甚至一些僱主對婦女爭取權益的態度刻薄,有婦女因為具職工盟的背景曾被雇主拒絕聘用或解僱,直接「返去等通知」、「聽日唔駛返」,可能和職工盟較注重工人權益有關。

就「新來港婦女有無呻過工作待遇有咩唔理想嘅地方?」問題,嘉穎曾接觸一位新移民婦女被丈夫禁足,不准外出工作,只能在家照顧幼兒,因為丈夫怕她出去工作會學壞。另外,亦知道有新來港婦女做清潔工和服務員之類的零散工 。

至於工作上遇到的困難,例如推廣員在工作期間不能坐,長期站立一整天,對健康有影響。

還有一些老闆鑽牛角尖或利用新移民不熟悉如假期等勞工保障,制度上被佔便宜,可能新移民不知有薪假期而失去保障。

雖然嘉穎對新移民找工作狀況也不太清楚,但她推測新移民找工作可能會因為廣東話不流利,而較難找工作。

另外,她補充不論本地或是新移民婦女,要兼顧家庭,找工作的限制更大。所以嘉穎覺得有些新移民婦女可以兼顧家庭和工作,有些新來港婦女更會走在一起互相支持,如參與同根社,她也覺得這些婦女十分厲害。

5)你點睇移工放假坐在街上?

對於本港移工放假坐在街上,楊女士感到「無所謂」、「幾可憐」,表示理解。

首先楊女士認為,空間與私隱對於移工和僱主也同樣重要。她分享曾擔任家務助理時,她的僱主談及聘用家務助理相對移工會更好,因為「請工人唔方便,唔通工人瞓梳化咩。」

楊女士認為僱主與移工的私隱也十分重要, 除非有小孩需要24小時照顧,否則也不太願意招聘移工。不過,楊女士分享如果政府批准移工放工後能出外居住,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招聘移工。

另外,楊女士對於移工假日使用公共土地、坐在街上,表示「無所謂」。她認為「一星期一次」能接受,而且公園普遍是移工與她朋友之間的集中地,所以聚集於公園也是情有可願。再者她們在香港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假日需要外面渡過、才能與同鄉相聚,都「幾可憐」,因此能體會移工的行為。

她分享曾經有位朋友對移工坐在街上的行為不滿,反問「為何移工假日不在室內或僱主家中度過?」,楊女士解釋: 「唔去出面過,唔通留返屋企同僱主傾心咩?」,認為不可行,他的朋友聽後也覺得有道理。

雖然楊女士普遍同情移工坐在街上的狀況,但對於不守規矩的移工,也有表示不滿。她分享元朗同益街市,見過有些移工「亂扔垃圾」、「坐在路中間」,影響公共衛生及秩序,她對於這些不守規矩的移工表示不滿。但只要移工能遵守秩序、整潔衛生,則示移工坐在街上是情有可願、沒有問題的。

嘉穎覺得普遍人認為家務勞動無價值的態度,亦導致從事家務勞動的外傭待遇差,地位低下好似「妹仔」。

而對於移工在街上聚集,嘉穎認為是香港的公共空間缺乏所致。她們一個月約四千五的人工難以負擔大多數付費空間。嘉穎也曾經去維園和印尼家務移民工上廣東話班,於節假日在某些公共空間聚集,亦方便組織者(如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 atki)接觸到她們。嘉穎對這一現象的態度較積極,因移工自發運用身邊的空間令群體得以聚集,展現了她們的有能動性。她亦指出許多香港人明明憧憬上世紀的街頭路邊的生活,那時人們可以落街吃飯吹水。而現在,移工也是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不應對她們過分譴責。

聯合聲明:反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暴政和獨裁專制

JOINT STATEMENT AGAINST DUTERTE’S RISING TYRANNY AND DICTATORSHIP
聯合聲明:反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暴政和獨裁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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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embers of migrant organisation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advocates in Hong Kong,manifest our solidarity with the Filipino people against the rising tyranny and dictatorship of Philippine Pres.Rodrigo Duterte.

我們一眾移工組織成員、香港本地和國際人權和正義倡導者,團結聲援菲律賓人民反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暴政和獨裁專制。

Instead of meaningful change that could uplift millions of Filipinos from poverty and destitution, we se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pression of Filipinos who demand land, decent jobs,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lasting peace.

菲律賓政權加劇鎮壓那些捍衛土地、體面工作、正義、人權和持久和平的菲律賓人,卻沒有為數以百萬計的菲律賓人生活帶來正面的改變,讓他們擺脫貧困。

We see how President Duterte unleashes the armed forces against the poor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how he uses Martial Law in Mindanao and the phantom threat of terror to hold the country in an ironclad grip, and; how he and his allies twist processes and laws to suit their ends and crush criticisms and defiance.

我們看到杜特爾特總統如何在農村和城市動用武裝力量對付貧苦大眾; 如何在棉蘭老島實施戒嚴以及誇大恐怖主義的陰霾,以便他進行鐵腕管治; 他和他的盟友如何扭曲程序和法律來迎合他們的目的,並打壓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Fake “war on terror” and “war on drugs” targeting activists and the poor
針對社運人士和貧民的偽「反恐戰」和「毒品戰」

 

The recent fake “terrorist listing” of more than 600 people subject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ctivists and indigenous people to harassment and prosecution while opening the floodgates for arbitrary arrests of anyone. We see it as a rehash of old Marcosian tactics and a veiled attempt to sow fear among those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anti-poor, neoliberal and pro-oligarch policies.

在近期一份為數600多人的偽「恐怖份子名單」中,多名人權捍衛人士、社運人士和原住民遭到騷擾和起訴,揭開了任意拘捕的序幕。這種在批評政府新自由主義、歧視貧民和寡頭政策的人們中散播恐懼的做法,我們認為無疑是走回馬可斯策略的回頭路。

More than 13,000 mostly poor Filipinos – including children of OFWs – have been reportedly executed in thebloody war on drugs, while big drug lords and those implicated in drug trade including the President’s eldest son, Kerwin Espinosa, Peter Lim and others are allowed to go scot-free.

據報,在血腥的毒品戰中,已有13,000多名貧窮的菲律賓人 – 包括海外菲律賓移工的子女 – 被處死。但包括總統的長子Kerwin Espinosa、Peter Lim等毒梟和涉及毒品交易的人,卻繼續逍遙法外。

 

Martial law and militarization of Mindanao
在棉蘭老島的戒嚴和軍事行動

 

Intensifying militarisation, harassment, bombardments, and political killings continue to victimise peasants, Lumad and other indigenous people under the Duterte government’s counter-insurgency program Oplan Kapayapaan especially where mining, big plantations and energy projects are located. Solidarity missions to ascertain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in the ground have faced harassments, surveillance and threats to hide people’s condition especially under Martial Law in Mindanao island.

軍事行動、騷擾、轟炸和政治殺戮越演越烈,農民、棉蘭老島原住民和其他受杜特爾特政府的反暴亂計劃(Oplan Kapayapaan)影響的原住民繼續成為受害者,尤其是在礦場、大型種植園和能源項目的所在地。然而,執行團結支援任務的人到當地調查人權情況時,卻遭到騷擾、監視和威脅,政權試圖掩飾棉蘭老島的人民在戒嚴中面對的困境。

 

Silencing and harassment of critics; attempt to concentrate executive power by Charter Change
騷擾批評者,令其滅聲;試圖通過憲章變革集中行政權力

 

We see the hand of the President in the prosecution of critics of his government – the Chief Justice, theOmbudsman, members of legislative bodies, and journalists. Meanwhil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peace activists are arrested and jailed based on fabricated charges and planted evidences.

我們看到總統正起訴政府的批評者 – 包括首席大法官、申訴專員、立法機構議員和記者。 同時,維權和社運人士則基於捏造的指控和證據被逮捕和入獄。

We stand with those opposing moves to concentrate power on the hands of President Duterte through Charter Change and shift to federalism. With Duterte taking the path of tyranny to force his policies that benefit only the few,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as proposed by Duterte and his cohorts will only lead to worse attacks on people’s rights.

這些人反對杜特爾特總統透過變革憲章及轉向聯邦制將權力集中,我們支持他們。 隨著杜特爾特走上暴政之路,他的政策只有少數人獲益。因此,如果杜特爾特及其盟友所提出的憲法修訂獲得通過,定必會對人權狀況做成更大的災難。

 

Broken promises to migrant Filipinos in Hong Kong
對在港菲律賓移工的空頭支票

 

Even Filipinos in Hong Kong are not spared from the failures of the government to deliver on promises of change as issues as the abolition of the OEC, state exaction and government neglect, terminal fee and overpriced passports still remain. To the dismay of Filipinos in Hong Kong, the Duterte government even sacked an official of the Philippine Consulate in Hong Kong who has fought against illegal recruiters and human traffickers.

即使在港的菲律賓人也無法倖免於政府的崩壞。例如在取消海外就業證明、一邊對移工徵稅但又忽視他們的聲音、機場費用和高昂的護照費等問題上,政府均沒有兌現承諾。令在港菲律賓人感到失望的是,杜特爾特政府甚至解僱了一名打擊非法招募和人口販賣的菲律賓駐香港領事館官員。

 

Stalling the peace process
阻礙和平進程

 

While we welcome the recent call to resume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GRP and the NDFP, we remain cautious of the flip-flopping of Pres. Duterte on the peace process. If he is truly for genuine and lasting peace, he should set aside all the preconditions imposed by his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other militarists in the cabinet, and resolutely affirm the necessity to address the root-causes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AHRIHL)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the letter while negotiations for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Socio-Economic Reforms (CASER) should proceed to its fruition.

最近,菲律賓政府呼籲與菲律賓國家民主前線重啟和平談判,雖然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但我們仍對杜特爾特朝令夕改的態度保持審慎。如果他誠心希望帶來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他便必須先擱置由國防部長和其他在內閣的強硬派所訂下的所有先決條件,並堅決地解決菲律賓武裝衝突的根源。 同時,嚴格落實「人權與國際人道主義法全面協定」(CAHRIHL),以及就「社會經濟改革全面協議」(CASER)展開磋商。

 

On the occasion of Pres. Duterte’s visit to Hong Kong, we register our strongest protest against the Duterte’s rising tyranny and dictatorship. Together with the Filipino people, we 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rights, justice, peace, freedom and genuine democracy.

因此,我們藉杜特爾特訪港之際,向杜特爾特的暴政和獨裁統治表達最強烈的抗議。 我們與菲律賓人民一起,站在人權、正義、和平、自由和真正民主的一邊。

Thirty-two years ago, the Filipino people supported by overseas Filipino compatriots, solidarity groups and the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cceeded in getting rid of a dictator. We can, and will, do it again. ###

三十二年前,菲律賓人民得到海外菲律賓同胞、團體和國際社會支持,成功推翻了獨裁者。 我們可以,也即將,再一次實現這目標。###

轉載|工人團結展成果,世門工人取回社保、住房公積金

(轉自:紅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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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5日,廣州番禺的世門手袋有限公司爆發工潮。全廠約1000多名的前線員工,因廠方欠供工人依法例規定享有的社保、住房公積金、高溫津貼等多項工人權益,於廠房發起了一場為期9日的罷工,要求廠方依法例補繳工人應得的勞工權益。

番禺世門手袋有限公司於1992年成立,為韓國獨資企業,主要生產、銷售中高檔手袋、錢包等皮具製品,是美國品牌Michael Kors在中國的最大代工廠,於2012年前亦曾代工巴寶莉(Burberry)的產品。不過,當包括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和英國凱特王妃等知名人士,手持Michael Kors的產品接受世人艷羨目光時,背後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卻承受著廠方的剝削,依靠加班費來維持生活基本開支。

2018年1月,兩名於番禺世門手袋廠工作的女工,自行到地方的社保局和勞監投訴,指廠方違反多項勞動法例,包括短付工人社保供款,欠付工人住房公積金、高溫工作補貼等多項勞工權益,要求政府介入整治相關情況。事件曝光後,兩名工人代表被廠方以不同手段多次打壓,包括拒絕讓工人加班和安排工人休假,減少工人收入,又寫恐嚇信給兩名工人和她們的老家。同時,廠方將兩名工人的身份證等個人資料,於廠房內公開,張貼公告指責二人工作態度惡劣。不過,廠方的舉措引發更多工人不滿,自發地組織每批超過20名的工人,輪流到地方部門舉報廠方的違法行為。春節過後,工人的不滿於3月5日爆發,發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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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早上,有人將於維權行動的公開信張貼於打卡機旁,又在機器上貼上紅紙,呼籲工人在打卡後不要工作,參與廠房外的示威行動。原本上午只有約200人參與的行動,去到下午形成了全廠約1000多名前線工人的罷工。廠方期間雖然意圖透過指控維權工人別有用心,希望阻止工人參與行動,但並不成功。工人又建立了微博,將行動的報導,照片及視頻都上傳,並呼籲外界關注事件。3月6日,政府部門和市總工會到場了解事件,並安排工人代表和資方談判。談判持續多日,期間成功要求資方承諾,補繳工人全部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不過到談判中段,廠方向工人提出以雙倍工資及200元的紅包作條件,要求工人於3月11日上班,令部份工友開始復工。地方政府部門又分成多個小隊「拜訪」工人,向工人施壓要求復工。3月12日,工人原打算以不叫口號、不帶音響橫額的形式繼續罷工,但廠方張貼公告,指繼續參與行動的工人將視為曠工並且處罰,令參與行動的工人進一步減少至600多人,更一度拒絕進行談判。3月13日下午,全部工人都回來車間復工,罷工結束。工人雖然無奈復工,但已獲得廠方承諾部份主要訴求,包括:

  • 12月31日前補回公積金,由工人進廠當天開始計算,如果於12月31日前退休或離廠,就一次性補繳;
  • 7月31日前補回社保,如果於12月31日前退休或離廠,就一次性補繳。

然而在3月14日上午,兩名被打壓的女工,仍然就打壓問題繼續與公司進行談判,並獲公司承諾可以有5000元的精神安慰金,及十天的帶薪休假。不過就在當日下午,公司推翻承諾,要求兩名工人離職,才會發放5000元。面對廠方的無情和連日來的壓力和操勞,兩名工人代表在當日病倒,有其他工人代表於廠內為二人籌款。最終被打壓的兩位工人可以繼續在廠內工作,及得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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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工人取得正面的成果,對部分工齡長達15年以上的女工更是重大的鼓舞,但期間多次面對來自資方和政府的打壓和分化,成果實在得來不易。而這9日間來自多方的精神壓力,令工人身體不勝負荷病倒的例子,反映資方和有關部門並不完全認同以集體談判去解決勞資糾紛,繼續透過由外部施壓,將工人的聲音壓下來解決事件。雖然如此,工人的團結絕對是促使談判得以持續的原動力,令工人有力量去面對多方面的壓力,取回自己應有權益。因此工人之間團結一致,才是對抗資本剝削的最大武器。

事件時間表:

日期 事件內容
3月5日 罷工開始,全廠工人於下午開始罷工,工人代表透過微博(於3月8日被封鎖)將行動的報導,照片及視頻向外界發放
3月6日 政府部門及市總工會到廠了解,安排15位工人代表開始與資方進行談判。
3月7日 資方同意為工人補繳兩年的社保,工人代表不同意,其後同意為工人補完進廠到現在的社保。罷工持續。
3月10日 兩名工人代表被要求到派出所進行筆錄。
3月11日 廠方開出雙倍工資及有200元的紅包作條件,要求工人上班,部份工友復工。當晚,政府、勞監、房產部組成分成多個小隊「拜訪」工人,向工人施壓要求復工。
3月12日 廠方的管理人員站在打卡機旁邊排成一線,阻止工人走出廠外,要求工人直接回車間工作。廠方又張貼公告指如果工人繼續參加行動,會被視為曠工並處罰,令當天繼續行動的人數減至600多人,資方更一度拒絕進行談判。
3月13日下午 全部工人復工,罷工結束
3月14日 兩名被打壓女工就打壓問題繼續與廠方進行談判,獲廠方承諾可以有5000元的精神安慰金,及十天的帶薪休假。不過下午資方推翻承諾,要求兩位工人離廠才可以有5000元。兩位工人因連日來的壓力和操勞,令到身體負擔很大,在當天下午收到消息後病倒。其他工人代表於廠內發起籌款。

轉載|民間扶貧高峰會

主辦單位:社福抗貧聯盟-於2017年初由一眾從事扶貧服務及倡議工作的機構及單位組成,聯盟關注本地貧窮問題及弱勢人士權益,促進香港扶貧、抗貧及防貧服務及政策的發展。

日期:2018年3月25日 (日)
時間: 中午12時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九龍聯合道135 號)

🔺扶貧政策共議環節🔺
就「青年貧窮」、「照顧者及兒童」、「基層住屋問題」三個課題,邀請公眾共同商討對策,嘉賓將於各專題環節協助分析及討論。
名額:每節40人
優先報名:goo.gl/Y4ZV2e

🔺實體投票:政府最應急切推行的扶貧政策🔺
過去兩個月,主辦單位在各地區中心,收集了27項市民認為在香港應該推行的扶貧政策,扶貧高峰會當日將設實體票站供在場人士投票,於27項政策中選出「政府最應急切推行的扶貧政策」,有關結果將於當日活動完結前發佈。

🔺網上投票🔺
公眾人士除可於活動當日的實體票站投票外,亦可循以下途徑於網上投票:goo.gl/1YUXe1
2018年3月1日至3月24日

活動當日亦設有真人圖書館、劏房體驗、電影放映會、攤位、展覽等活動。
查詢:2864 2906 (嚴小姐)/ 2342 2431 (鄧先生)

臉書活動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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