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4.28工殤紀念日’

轉載|四二八.工殤紀念日掠影

轉自[草根.行動.媒體]報導

一個人的死
又一次見證
破碎
與破碎後
複製的威力

節自:飲江〈事件之二(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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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一個在香港日曆上輕於鴻毛的日子。當世界各地開始在這一天悼念因工受傷及逝世的工人時,為建設我們城市的高樓與大橋、官方文宣中蓬勃與輝煌而死去的人,只配被安置在科學館地下「職業安全展覽區」的隱蔽之處,籍籍無名。二零一九年,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豎立工殤紀念碑的第二十三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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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三十分,約二百名身穿黑衣的工傷工友及家屬、關注職業安全和勞工權益的團體和個人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集會。工友們提出尊重、保障、安全三大範圍的訴求,包括爭取死傷病者獲得社會公平待遇、將上下班途中傷亡及過勞納入工傷保障範圍、加強執法及檢控違例僱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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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現場的打卡紙展板,分別列出三個常見的長工時工種(以平均每日工時計算):保安員(12小時)、銀行櫃員(11.5小時)、巴士司機(10.5小時)。保安員做「12碼」已是常態;以為銀行日日收五點、櫃員一定早早收工?留多幾個鐘埋數先;巴士司機的平均工時看起來是三者中最短的,但多次車禍、九巴車長罷工早已揭露了司機超時工作的慣例,有些甚至直踩13至14小時——靠加班工資過活的生命在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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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工權會與插畫家含蓄合作出版了一本職業傷病經歷圖文書《看不見的傷痛》,集會前幾位工友圍坐分享工傷經歷。有工友提到挫敗的就診經過:弄傷了腿,捨不得花錢去診所,自己上大陸買了鐵打酒,實在受不了才去看醫生,醫生卻說「睇你行得走得,啫係冇事啦?」一旁工友也響應:手指傷了去做物理治療,醫師竟然到了第八節才把舒緩疼痛的電磁波儀器拿出來,好像不把她的痛當一回事。她還提到,現時法例的判傷標準與工種的性質並不掛鉤。像是一根斷了的手指,對於一位清潔工來說是喪失4%工作能力,對於一位依賴手工活維生的技工來說也是4%,非常不公平。

 

一位工友談起自己傷了超過半年,今年月頭判了傷,現在才被安排去明愛醫院排期做磁力共振。公司不認工傷,自己又沒錢,不得不刷信用卡去看醫生。長期的焦慮令她飽受精神壓力,情緒開始不穩定,最近在排期的同時又要花錢去看精神科。一邊說著,一邊抽泣。坐在隔壁的工友遞上一張紙巾,拍拍她肩膀,歎了一聲:「唉,原來你咁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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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工傷工友,阿志與馬生。阿志從吊臂車摔下之前和上頭說,爬上去維修吊機很危險的,通知車房來修吧。「車房收咗工,你拍硬檔啦。」一摔,就是一年多。當時手的確有些腫痛,但阿志說,做這行的都是鐵漢子,看完鐵打繼續開工,沒有向公司報告。身體異樣卻隨之而來:坐小巴要按住大腿止痛,走路走兩三分鐘便要停下休息,半年前更進了急診室照出腰間盤突出——這才開始了工傷索償之路。老闆當然不認,阿志現在正把案子告上法庭。那這段日子如何維生?「賒、借、當。」他攤開雙手,無奈地重複這三個字。太太原本是家庭主婦,現在不得不在外打工,但賺得的每月萬二、三元工資也只夠交租。試過申請綜援,六次上社會福利署,職員卻讓拄著拐杖的阿志去找工作——所以還是作罷。四二八走出來,阿志呼籲政府至少為工傷賠償設下限期,不然無止盡地等待,「都唔知下個月點過。」

因為長期暴露於中度噪音的工作環境中,馬生的耳朵去年五月被檢查出神經受損。以為他曾從事地盤工作,竟得知他在一間投資銀行外判的保安公司當兼職,負責為做後備電源更新的工程工人作登記。雖然不用做工,但工人在旁鋸電線,每天八小時與巨大的工業風機比鄰,馬生的吃飯時間也不能倖免。有關外判制度的缺陷,他深有體會:做工程的工人有佩戴公司發的耳塞,自己這間外判公司什麼也沒交代。向公司反映,公司先是不讓馬生接活,後來甚至拖欠人工。馬生指,現在坐地鐵耳朵都會痛,需要戴耳塞才能在地鐵上呆長一點;然而醫生說,不管你痛不痛,只要聽得到,就不算職業性失聰,不是法定職業病範圍。馬生形容,香港的法例十分落後,五十年代至今都沒有改善。而更令他不忿的是,當他向勞工處申討,發現他們也非常清楚法例的漏洞,卻沒有人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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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時,台上發言者質問政府還要多少人死才會正視工傷問題,小麗在台下指著場刊的「工殤」二字連連點頭:「真係會死人㗎!」受傷的是個男人,家有兒女,老婆又沒有工作,怎麼活?小麗有點激動。「其實我嗰陣時都就嚟死,真係㗎。」一個下雨天的晚上,當時身職停車場保安員的小麗為了向人指路,一踏出休息間就滑到了,傷了頸、背和腿。起身時見還能走,以為並無大礙便沒叫救護車、也沒去看醫生。接下來的六個小時便是煎熬的開始:每個摔到的部位開始痛起來,晚上痛得根本睡不著,很想死。「唔係一晚訓唔著喎,係晚晚訓唔著喎,兩年啊!」看了醫生,公司不賠,自己又上不了班,很無助,體重從160磅跌到120。她說那時幸虧有工權會的姑娘支持,一起和公司爭取賠償,才撐了下來。

在家養傷的日子,老公的責罵是一把把灑在小麗身上的鹽。沒法工作,兒子還在讀大學,只能靠老公的一點薪水度日。但老公打散工,收入很不穩定。向他拿錢,總是千百個不情願;人不舒服總會埋怨,但到底有多痛,要怎樣才讓別人理解?看起來沒破沒爛(小麗立即折起褲腳:其實我菠蘿蓋嗰度睇到㗎,腫咗一大舊),老公便嫌她煩,還怪她一天在家也不做好家務。「我都已經好辛苦,但佢好似一啲都唔識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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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工傷,很多人馬上想起地盤工人。上台發言的麗麗:「其實我係一個文職。」每天打字八至九個小時,重複性的動作令她的上手臂突然僵硬,才知道患了職業病。公司不承認工傷,「即刻斷糧」;看見她鋼琴八級的履歷,甚至稱她是因為彈鋼琴而傷到的。除此之外,保險公司派私家偵探跟蹤麗麗也讓她心力交瘁。四年的復康過程,她形容是永久的創傷,再多的錢也無法彌補。(按:現時受法例保障的職業病是《僱員補償條例》附表二中列明的類別,但其中很多還是香港工廠時期所衍生的傷病,我們常聽到的、尤其是從事服務行業所造成的勞損、退化並不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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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勞工團體,參加集會的還有亞洲專訊研究中心(Asian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他們一行五人(連同小妹妹),分別來自印尼、印度和美國。AMRC在亞洲有超過14個分部,關注各地的勞工議題。來自印度的Omana George主要負責職業安全和健康的範疇,尤其是過勞死(Karoshi)的問題。她指出,隨著日本工人過勞死的狀況在新聞上曝光,大家開始有一些概念,但在工時超長的東南亞地區和香港,過勞似乎仍得不到正視。Omana對現場展示的打卡紙板感興趣,經過翻譯,她對於香港工人的工時狀況感到擔憂:「特別是巴士司機,實在是太危險了。」AMRC與工權會合作拍攝一系列短片,涵蓋五個國家、五個不同工種的過勞情況,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影片將於今年九月在南韓舉行的兩年一度AMRC大會上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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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尾聲,現場人士逐一向工傷死難者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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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工藝「傷」伴】之一 工傷工友的藝術:「痛也可以很美」

轉載自:[草根.行動.媒體]

前言:

一班工傷工友,把身上背著的傷捏成雕塑,錄下。你要怎樣面對那一件件具象的、切身的痛?

一位藝術行動者,從一片草地中找到它們各自的名字,立字如碑。你會否想起一個建造這城市的生命,悄然逝去,卻記不清他/她的面容?

由直白至隱喻,這些作品從不同位置介入同一個不被重視的議題:工傷/工殤。如果藝術關乎超越與想象,我們能否從貧瘠的勞工待遇中,看見工人如何過好一點?第十五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將會放映由台灣工傷工友及家屬製作的記錄短片《工傷轟拍》*,邀請大家一起討論。同時,【草根.行動.媒體】走訪了幾位與工傷工友相伴的人,說說她/他們在各自身位看見的、由創作勾起的、與工友的事。

*《工傷轟拍》的台灣工人導演們將出席28/10/2017的映後座談會(詳見: https://smff2017.wordpress.com/2017/07/27/workinjury/),另亦會出席於29/10/2017晚上的[落草為藝-社區/社群藝術工作者交流會] (詳見:https://comartforum.wordpress.com/first-round/#3)

 

《工傷轟拍》放映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28/10/2017 星期六 (Sat.) 15:00 工業傷亡權益會association for the righ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 victims
11/11/2017 星期六 (Sat.) 15:00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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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行者的工作室內,櫃上貼了一件白色黏土製成的雕塑,小小的一隻腳,腳背有個坑。「這是我的腳!」善怡笑道,那是一次受傷,做了很久的物理治療。朗宜在一旁解釋,和工友做工傷藝術工作坊前,她們自己試做了一次,我們看到的是當時的成品。

今年四月,影行者與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合辦了工友創作工作坊,工友用輕黏土將自己工傷的痛捏成雕塑,互相拍攝、記錄;又手製雕塑的海綿模型,拓印在布上,並於4月28日工殤紀念日遊行及集會上展出[1]。和兩位影行者成員聊天的時候,我們想問有關創作的構思,她們卻總說:「我哋都唔知㗎,都係同工友一齊work出嚟。」把手中的筆放在受傷的人掌心,畫一幅畫,重新敘述——若你有所疑惑,不妨看下去吧。

 

草:草根.行動.媒體(實習同學阿萱、車仔)

善怡、朗宜:影行者成員,工傷藝術工作坊共同創作者之一

 

草:你們是怎麼認識這次工作坊的工友?工友是來自不同工種嗎?

善怡:今次參與工作坊的都是工權會的工友,其中有一半是之前搞搞工作坊認識的,今次就問他/她們要不要一起玩;另一半是工權會介紹的新工友。

朗宜:我們沒有特意找不同工種的工友,但結果參加者的工種的確都不同。其實不只是工傷工友,還有職業病患者、照顧者和工權會「媽媽組」的成員。「媽媽組」是工友遺屬的一個支援小組[2]。

草:你們之前和工權會合作搞過很多次工作坊嗎?

善怡:認識工權會,最初是跟工友組織者做「快剪快拍」工作坊,讓他/她們即場拿攝影機,模擬行動現場拍攝,然後剪片。也和(「媽媽組」的)小朋友搞錄像工作坊,想一些主題,像「想對媽媽說的話」,拍下來。和個別工友也有合作,聊天的過程中發現他的工作是令他自豪的,拍了一齣影片叫《鬼馬X光機》,可以上網找到。

朗宜:還有約一兩年前,工權會邀請我們教工傷工友影相,然後做了一個工傷工友的月曆。後來我們又繼續邀請工友一起拍片,說他/她們的個人經歷。

草:這次搞裝置工作坊是想做到什麼?

善怡:這個工作坊其中一樣我們希望做到的,是一個大家即使有著不同身份、處境也可互相關心的過程。像是你做雕塑的時候我拍下,或者製作過程中,工友甲談到某痛處時,工友乙會表示慰問,或談及有類似經驗,這樣的聊天都是互相關心的表現。每個人都當對方是一個人來關心的時候,就不會再強調身份的不同。不同人都有她/他傷痛的感覺,那些傷痛都是可以拿出來大家互相分享和支持的。

另外,就是也希望做到影行者藝術普及化的理念,讓工友們覺得,不論是影相、影片製作、或裝置創作,他們也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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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工作坊做了多久?每次的內容是什麼?

善怡:工作坊是在一個月內完成的,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大家互相認識,分享痛的經驗,學拍片。然後就分組搋黏土,一個人搋,另一個人拍。我們會讓工友拍手多一點,盡量不要出樣子。因為現在的工傷制度是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公司會千方百計懷疑你是不是騙工傷(賠償),包括找人跟蹤你,「你都行得走得啊,你係未真係返唔到工㗎?」(朗宜:還會看你是不是每次回醫院覆診。)這些東西纏繞著他/她們,讓他/她們很煩惱,所以會擔心要是讓保險公司知道我參加這些活動,會不會又有麻煩。只拍手,不拍樣子,工友們也會比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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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宜:第二次我們買了壓縮海綿,順著雕塑的形狀剪下來,放進染料裡就會發漲。然後我們就想,如果真的要做一個裝置出來,要怎麼設置。也試了顏料,一邊印一邊試。(善怡:我們也在白板上畫,看架子要怎麼砌。)還有那些雕塑怎麼串起來。

善怡:第二次工作坊的開始,我們讓他/她們看上次一邊搋雕塑一邊拍的影片,共同討論是否在工殤紀念日播,我們要怎麼播給別人看。當時大家就有了一個初步想法,找一塊布,把影片投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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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宜:接著第三次工作坊就是真的把海棉的圖案印在布上面。我們把投影機帶去,讓工友對實際的設置更有想像。然後,裝置的設計都是共同創作。印完之後我們有一塊印滿了圖案的布,那影片要怎麼投射上去呢?布要怎麼拉起來呢?工友把布的兩邊縫一縫(呈圓筒狀,讓竹竿穿過),竹竿就可以把布撐起來。做了一根打橫的竹架,一件件雕塑也串起了。整個裝置要在工殤紀念日的遊行中展示,那如何運送過去?什麼時候合體呢?也是在這一次工作坊一起想的。一開始我們想著砌一架車推著走……

善怡:遊行路線包括穿過一個商場,要上扶手電梯,車要怎麼上去呢?所以才想到,到了政府總部集會時才把竹子綁起來、再砌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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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宜:最後一次工作坊是4.28工殤紀念日之後。遊行當日我們做了些訪問,有其他遊行參與者表達了對裝置的看法,於是便剪輯下來,在第四次工作坊播放給工友看,原來其他工友或前來支持的朋友是這樣看他/她們的作品。

善怡:工友的時間很不固定,有時撞了覆診時間,一兩次工作坊來不了,也不是每個工友都有參與4.28行動。

朗宜:把行動的過程播放給他們看後,他/她們也很覺得這些作品是要展示出來的。

善怡:於是,我們也一起討論4.28過後,作品要如何處理呢?什麼場合可以播出影片?怎麼展示作品?一定要影片和雕塑完整地一併展出嗎?

草:用色上有没有什麼考量?雕塑原本是白色,最後展出的布上印了彩色的形狀。我們聯想起一個為做完乳房切割手術的乳癌患者紋身的故事,紋身師傅相信,在最難堪的痛處畫上美麗的花紋或圖案,是一個療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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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怡:我想,對於任何藝術品,創作者的想法和觀看者的詮釋都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我們沒有事前就想得很仔細要白色抑或彩色,我們是在完了每次工作坊後,再想下一次工作坊怎樣延續。第一次的白色雕塑做完以後,就覺得用海棉印的方式,再加上色彩,好像會不錯,就一起試著做。整體來說,我們想工友享受整個藝術創作的過程。這件事不是我不斷地將自己最慘的一面表達出來,令自己好無力——當然他/她們的辛酸想和人分享,這是一個分享的渠道。但這個過程中,都希望他/她們發現「原來我都可以同人分享」之餘,自己也是開心、舒服的,所以工作坊有一個很輕鬆的氛圍。工友搋出來的那件(雕塑),好痛,但他/她們也會覺得挺美。痛和美是同時存在的。

朗宜:另一位今天沒空接受訪問的成員,也有一起參與整個工作坊。在第一節過後準備第二節時,她也看了很多其他藝術品作參考,對這次創作有很多想法。我記得類似是這樣,她看見一個創作是有關一隻巨大的魷魚,你可以看著它的墨汁慢慢滲出來。她覺得,如果可以把一些感受,透過水啊什麼的滲出來,這樣的表達好像不錯。經過改良以後就變成了海棉印。

海綿印

草:因各種限制,我們沒找到參與創作的工友聊天。但就你們的觀察,他/她們在創作的過程有什麼得著?

善怡:在第二次工作坊中,我們除了播放影片以外,也找了不同地方的雕塑作品和建築,對比工友自己搋出來的形狀,會問他/她們:「咦,係未都係差唔多樣呢?」藝術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好高深、和我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但其實不是,大家都可以參與。我想這是我們很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讓大家感受到「其實你同嗰個好勁嘅建築師作品,外觀上也相差不太多啫!」例如在4.28行動之後給他/她們看訪問的片段,其實他/她們都感受到,整個創作裡面其他人對於他/她們的創作都是欣賞的。

朗宜:有一個工友自己有幫作品、印海棉印的過程照照相,他發給朋友看,朋友都會問:「點整㗎?」

善怡:是啊,他/她們會說:「你把照片和影片發俾我,我發俾朋友,佢哋都話好犀利!」因為工傷其實是一段好挫敗的時間,如果你真的去跟工友相處就會知道。尤其這個社會往往看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你賺到多少錢,而現在你賺錢的能力因為意外就沒有了,而且你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復原。社會給工友們的保障亦十分缺乏。工友有時會說「痛唔知點算」,試很多不同的治療都不是很行。(朗宜:在討論過程中,他/她們也會分享哪間針灸好、有沒有用。)

朗宜:而且有時家人也未必很體諒,夜晚痛醒,家人會說「你做咩吵住我瞓」,這些都會有。

善怡:也有工友說,有時醫生對痛的程度也會有懷疑。因為痛是除了說「我好痛」,沒得量度測試。有些創傷,你照X光也照不出,但痛仍然存在。在這麼挫敗的經驗裡,怎樣互相支持、過得開心一點,我想也是這個創作過程裡他/她們會有的。而透過影片也是讓他/她們小小的心聲能夠說給其他人聽。

朗宜:我猜平時都沒什麼空間給他/她們說自己的痛,而這裡大家都痛,所以會有其他人明白。

善怡:而且透過創作,也讓工友把他的才能發揮出來——不說我都差點想不起,其中一個工友對於放映裝置的竹架怎麼砌很有想法,最後亦是依他的建議而設計。

朗宜:這個工友是一個很寡言的叔叔,你要問他,他才會說話。提起那個架子,他卻很主動說話。應該跟他在地盤工作也有關。

善怡:他/她們會發現自己不是「做唔到嘢」,而是「仲可以做好多嘢出嚟」,包括創作了這麼多藝術品,而別人亦是有反應回饋的。所以,也會很有滿足感。

 

[1] 詳情請見【草根.行動.媒體】報導:http://wp.me/p2HdPx-34b

[2] 詳見【工業傷亡權益會】網站:http://www.ariav.org.hk/web_articles/view/survivor_support_group